伴随着近年来中国古典历史、文化、艺术的复兴，敦煌莫高窟、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龙门石窟等等代表中国最古老建筑历史的文化遗迹成为人们熟知和追捧的热点。
而要追溯这一潮流的肇始，却要将时间的轮盘拨转回100年前。
那是朱启钤们的时代，中国之外的世界正狠狠锤击着这个古老的文明，支离破碎的幻灭感与改革救世的使命感交织在他们心间，内心坚定，步履踌躇。
在这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上，是非对错变得模糊，唯有跟随心的指引。
朱启钤先生
朱启钤的百年人生，与中国最动荡的时代紧紧相连，经历了清末、北洋政府、日伪、民国、新中国五个历史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之于一人的缩影。
朱启钤的青年时代，正是戊戌变法之际，维新思想的影响使这一代的年轻人产生了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对旧制积弊的反思。与此同时，命运的大门向这个充满理想的青年敞开，引领他走上了营造工程的政途。
1894年，22岁的朱启钤在随姨夫瞿鸿视(时奉督四川学政)履职四川时，人生中第一次亲历了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位于重庆口下游的云阳县境内的大荡子地区，地处长江三峡沿岸，数十年来受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侵扰。对这项地质改造和水利工程的参与，为朱启钤埋下了一颗以建筑工程拯救万民的种子，也成为他留心工程营造之学的渊源。
清末民初的动荡时期，政治舞台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而朱启钤在各届政府中的任职几经转换，营造学的复兴和城市建设一直是他心系的重要命题。
在北京任巡警厅厅丞期间，因为要修建工程，朱启钤常与工匠们打交道，在此过程中开始注意到工匠们口耳相传的经验和清代一些官修《工程则例》的文字资料。这使他对古建筑的了解与情愫更前进了一步。
朱启钤访问欧洲时
在因公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中，这个命题该如何展开，开始逐渐在朱启钤心中清晰起来：历史古建丰富的欧洲都市，为他展现了一个现代生活与古老都城完美融合的案例。
代表王权旧制的宫殿与王家花园，继续给予人们民族文化的给养和审美享受，得以妥善的保护。
他们同时向公众开放，将曾被独占的财富归还给人民，为符合当代特色的精神生活提供场所。
既尊重和保留历史，又为都市生活赋予新的时代活力成为可能。
国际视野下的文化继承观：
古都北京的新篇章
1914年（民国三年），时任北京市政督办(职能同北京市长)的朱启钤，开启了第一项旧城改造计划——正阳门城垣改建。
正阳门（前门）是明清两代北京内城的正门。民国前是专为皇帝进入内城所设的首道大门。
清前中期实行满汉隔离政策后，正阳门成了满汉主要生活区的分界线，北京城形成北满南汉的格局。
也正因这一政策的实施，以正阳门为中心，形成了汉族人主导的新商圈，一时间“殷商巨贾，列肆开廛”,“酒榭歌楼，欢呼酣饮，日暮不休”。
经年累月的积弊和城市管理的缺位，使清末的前门地区混乱不堪。环境与交通状况的恶化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
民国初期的五牌楼及正阳门箭楼
1915年，在朱启钤解决了经费问题后，袁世凯政府终于同意了这项城门改造计划。
这是帝国覆灭后对首都北京的第一次古建改造尝试，经过详尽考察和反复斟酌后的计划已经具备了极高的古建保护意识，并兼顾实际使用价值。
1915年 内务总长朱启钤行正阳门改造舆工礼
正阳门动工纪念银镐，朱启钤用此镐破除第一块城砖
箭楼北侧的瓮城拆除后，正阳门两侧添砌的南北向新墙全用旧砖砌筑，箭楼东西两面增筑悬空月台，八十二级石梯依墙而上，衔结处设平台，为登高观览提供必备场所。
新筑马路两条，宽二十公尺，两侧设人行道。新修800公尺暗沟及由中华门通往护城河的两条大暗沟，以备夏季雨水集中时排水之用。
与此同时，正阳门周边古迹建筑均得到了妥善保护。
正阳门城垣改造工程竣工后,相关人员在城楼上合影,前排正中为朱启钤
改建后的正阳门，不只便利了市民交通，缓解了东西两大铁路所造成的拥塞，同时美化了首都。拆下的旧料也做到了物尽其用，在之后的中央公园改造计划添加新建筑时派上了用场。
自此，以正阳门为起点，北京的第一个市民广场——天安门广场也迎来了诞生的序曲。
公园开放运动——中央公园改造计划
“公园”的概念是19世纪初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取代贵族阶级后的产物。这种代表着公民权力平等的社会公共设施也随着新的观念被维新变法后的中国人所认识。
在朱启钤的眼中，作为三朝皇城的古都北平，皇家园林比比皆是，却没有一座可供市民休闲活动的公园。
同时，朱启钤也敏锐的意识到，对于古建筑的保护，需要符合时代的背景，唯有创新进而为当代人所接受，才能保证古老文化生命的延续。
1913年春，朱启钤开始现场丈量位于午门西侧的社稷坛，策划将其改建为向公众开放的公园。这座曾用于举办皇家祭祀活动的祭坛已荒废许久，坛内“古柏参天，废置既逾期年。遍地榛莽，间种苜蓿，以饲羊豕……渤溲凌杂，尤为荒秽不堪”。
要将社稷坛改建为公园，不仅要面临前朝遗老的反对和政府民众的不解，还要面对资金经费不足的严峻问题。
朱启钤开始四处游走，在各种场合宣扬自己的观点：
京师首善之地，人文骈萃，圜贵殷繁，向无公共之园林，堪备四民之游息，致城市之居嚣阗为患，幽邃之区荒芜无用。果能因地扩建，仿公园之规制，俾都中人士、休沐余暇、眺览其间，荡涤俗情。怡养心性，小之足以裨益卫生、大之足以转移风俗。
这是京都之地“公共空间开放”的先声，在今天看来，甚至可以作为现代北京的开端。
经此宣传，京师乃至全国都掀起了关于“公园开放运动”的大讨论、报纸开辟版面进行报道，各个社会团体、党派、社会贤达纷纷发表支持朱启铃和要求开放公园的声明。民国政府官员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市民也接受了在皇家禁地建设大型公园的想法。
由于政府无法提供建园经费，朱启钤就向公众发起募捐活动，并带头捐款1000元，最终向热心公益的社会团体富商绅士及市民募捐到5万多元。被调动起来的大批市民甚至扛着铁锹、担着竹筐来到社稷坛改造现场参加改建工程。今天的今雨轩、长美轩、春明馆、柏斯馨等景点都是在那时扩建的。
1914年10月10日，社稷坛正式对市民免费开放，并更名为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开放当天,“男女游园者数以万计，妇子嘻嘻，笑言哑哑，往来喋躞柏林丛莽中”。自此，成为民众文化活动的重要基地。
中央公园改建过程中，对社稷坛内的古建筑，甚至古树都进行了妥善的保护。
朱启钤主持制订的《胜迹保管条例》从法规上明确了如何对古建筑进行维修保护，如何在开放游览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古建筑不受损伤。
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古建筑、古文物保护法。
继社稷坛改建为市民公园后，朱启钤又先后组织开放了天坛、先农坛、文庙、国子监、黄寺、雍和宫、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汤山等多处皇家艺苑和名胜风景区。
朱启钤还在紫禁城创建了我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古物陈列所。（1946年与故宫博物院合并），整理保存了大量清宫旧藏文物，紫禁城建筑也由此得到了修葺保护。这是紫禁城历史上第一次向公众开放。
“公园开放运动”取得了全面突破和胜利，古老皇城开始融入现代北京市民生活中，并向全世界敞开胸怀。
朱启钤先生在紫禁城 做古物陈列馆时
文物文献保护先声：
样式雷家藏图档抢救及整理工程
从1914年开始的北京城改造计划，使朱启钤越发注意到一个名字——样式雷。
说声名显赫的样式雷家族是北京皇家建筑的缔造者，丝毫不夸张。这个持续200年主持清代皇家建筑设计的大家族，设计建造了包括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北京故宫、天坛、颐和园、清东陵和西陵等建筑群，是我国古代建筑设计史、科技史上的传奇。
为了达到在发展中保护北京城古建筑的目的，也为了得到清代古建筑系统性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样式雷的营造图纸与绝学至关重要，是绝不能失传的国宝。
乱世中的样式雷家族，几经朝代更迭，家族的子孙们或囤积居奇，或迫于生计，将珍贵的图纸烫样四处转卖。
眼看着国宝散失民间甚至流落海外，朱启钤心急如焚。从1914到1936年的22年间，他想尽一切办法搜寻和整理：吃了雷家的闭门羹，就坚持一去再去，不厌其烦的软磨硬泡；付不起收购费，便四处奔走，最大限度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向社会各界筹措资金；面对境外购买者的竞争，更不惜豪掷千金，也要将国宝留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这22年间，朱启钤一面收集，一面进行大量系统性学术性的整理工作，一面向社会广泛宣传，以凝聚众力，让人们认识到国宝文物的重要性，这在当时那种朝不保夕的乱世是不可想象的。
朱启钤最终以极大的决心、非凡的毅力，凭借一己之力，感召社会，使上万件珍贵的样式雷家藏图档避免了四处流散的厄运，完整的保留在中国的研究机构中。
作为样式雷世家研究的嚆矢之作，朱启钤主持编纂的《样式雷考》被学界尊为经典并广泛引用。
雷氏世家执掌清代皇家建筑设计200余年的惊人业绩也由此广为传颂，成为饮誉中国古代建筑史和科技史的杰出典范。
营造学复兴之路
战火中的精神重铸
在城市营建的不断实践中，朱启钤越发感到中国古建文献资料及研究工作的缺失。他很早就意识到，保持我国文化精神之独立，向世界展现中华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是维护民族自尊、激励一代代人自强不息的永恒精神力量。
仿佛是上天的恩赐，1918年朱启钤在赴上海参加南北议和路过南京时,在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了一部奇书——晚晴江南丁丙“八千卷楼”藏《营造法式》抄本。
《营造法式》由北宋哲宗时李诫重新修订的“古代建筑营造指南”是我国建筑科学最系统的一部专著，之后成为我国古代建筑研究最早也是最权威的基础文献。
朱启钤遂决定以石印技术印行此书，并为其作序，这便是1919年版石印本《营造法式》。
1919年石印本《营造法式》书影与内页 独乐文化藏
中国营造学社的创立，与《营造法式》一书的发现和研究密切相关。朱启钤1919年发现并倡刊影宋本《营造法式》以后，就集合同好详细校勘、解读，推出仿宋刊本。同时，也参比遗构、访问匠人、搜集文献、以究深意。
北京赵堂子胡同3号，朱启钤故居
赵堂子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朝阳门南小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五条胡同，胡同西起朝阳门南小街，东止宝盖胡同，长250余米。清代，即称"赵堂子胡同"，"堂子"乃旧时江南方言，即指妓院。胡同呈东西走向，东端稍有曲折，且与另外4条胡同相通，形成一个胡同枢纽。即：往东是"后赵家楼胡同"，往北是 "宝盖胡同"，往南是"宝珠子胡同"，往西南是"阳照胡同"。5条胡同相交实属罕见，当地居民美其名曰"五路通祥"。
赵堂子胡同3号，旧时的门牌是赵堂子胡同甲2号，在胡同稍有曲折处北侧，恰处"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占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进四合院。
1921年，朱启钤彻底脱离政界，开始组织人力专心从事营造学研究，为实践书中的营造之法，他甚至将20世纪30年代购置的北京赵堂子胡同3号重新设计并督造，院内的彩画及建筑上的做法，完全按《营造法式》进行。
到1930年他正式创办中国营造学社前，已经搜集并编纂了大量资料与文献。这座宅院的建设倾注了朱启钤大量心血。
1929年，朱启钤倾尽毕生心血和财力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团体。是中国古建研究人才的摇篮，也是中国建筑史学科的诞生地。
朱启钤曾为中国营造学社之成立写下七言对联:是断是度是寻是尺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朱启钤曾在说明他创建中国营造学社的起缘的一篇文章中说:
中国之营造学，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启钤自刊行李明仲(即李诫)营造法式，海内同志始有致力之涂辙，近来东西学者，项背相望，发皇国粹，靡然从风。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启钤无似，年事日增，深惧文物瀹胥，传述渐替。爰发起中国营造学社，纠合同志若干人，相与商略义例，分别部居，庶几绝学大昌，群材致用
在这样的初衷指引下，朱启钤延请一批当时的学术精英入社，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归国建筑学者，即是最早加入营造学社的研究人员。 他们入社后，即开始大量系统调查测绘古老建筑，结合现代的建筑学方法，更将《营造法式》研究推向新的学术高峰。
同时，他广泛争取财界和政界人士的支持，此后十余年内一直积极筹划组织并亲身参与学社的研究工作，成为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开路先驱。
右三刘敦桢，右六朱启钤
即使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营造学社也在想尽办法、争分夺秒的展开研究工作。这种在学术界复兴民族文化的薪火从创始人朱启钤手中传递给了这群留洋归来的有志青年。
他们对于中西学术的差距有着最深刻的感知，对中国之崛起抱持着最迫切的愿望。他们要在世界的学术舞台掷地有声的对一切蔑视予以有力的痛击，用成果说话，让诸如“西方有建筑学，而中国无建筑学”的偏见不攻自破。
《营造学社汇刊》 朱启钤私人藏本 清华大学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今天，我们依然能在清华大学档案馆中查阅到营造学社详尽的研究资料，那一串清晰而有力的足迹，也在100年后彰显了他们的意义。
在那个中国古建研究的创始时刻，一种精神引领者朱启钤、梁思成和一代又一代的先驱，拼尽毕生之力，将中华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
前排朱启钤，后排左一王世襄，左二梁思成，左三张允冲，左四朱文吉
【编外】一本书的故事
—《蠖园文存》—
《護园文存》为朱启钤文集，民国二十五年丙子紫江朱氏印本。
祝书元题签并序。瞿宣颖序。全书分三卷，辑朱氏重要文稿，卷上卷中多时政民生之文，合装为一册。卷下单独一册，多传记交游序跋之作，有关于营造学社的几篇重要文献及多种书序跋文。
独乐文化的编辑们在2020年探访了朱启钤先生的故居。
朱延琦先生（朱启钤先生的长孙）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并让我们看到了这本珍贵的藏书。
当时小编们看到的藏书，封面已经有破损，内页泛黄。
我们的心头一颤。
已经有太多的历史，无声无息的消散在时光里。这部书承载了朱启钤先生心血、智慧，以及对于那个时代的记录。如果仅仅是被几人看到，未免太过残酷。
然而，我们也深深了解，重新出版这本冷门之作的难度。
2020年冬，在浙江摄影出版社领导的支持下，原大影印珍藏版的《蠖园文存》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我们捧着这本书，拜访了朱启钤先生晚年的秘书，刘宗汉先生。
刘先生激动的在扉页写下了：
此书自初印后除台湾缩印一次外，迄未再版。今得重刊，使世人于先生功业文章认识加深，功德无量也。
只一瞬间，所有的坚持有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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