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青年报，转载自：先锋人文社科
一则触目惊心的数字
2020年我国每天处于或经历走失状态的人次为2739人。不过，2020年我国100万的走失人次，相较于2016年的394万人次以及2017年的260万人次已经显著减少。我国走失人群规模呈现逐年递减的状态，相比于五年前，该群体人数已经减少近75%。
在今日头条举办“头条寻人”五周年沟通会上，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与“头条寻人”项目组联合发布《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
相关机构与组织也对走失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有4个方面：
其一是我国社会保障救助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政府部门在这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
其二是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使得由于家庭贫困原因导致的流浪、外出打工人口数大幅减少。
其三是公安人脸识别技术、头条寻人信息分发等科技技术的成熟应用，既减少人口走失存量，又控制了增量。
其四是2020年疫情原因让居家隔离成为常态，易走失人群得到更好照顾，降低了走失的可能性。
贾平凹：如果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
大过年的，我看到一则荒谬到疑似中世纪的旧闻，当然是出自今朝，出自名声大噪的废都，出自西部文坛老将贾平凹：
贾平凹：绝大多数写现实的题材都比较难，人都说“画鬼容易画人难”。人，稍微不准确读者就提出非议。所以对于作家而言，（写现实）一方面考验是把观察的东西表现出来的功力，另一方面要有胆识。
北青报：那么在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作家写现实和媒体做报道的关系是什么？
贾平凹：80年代文学的兴盛，在我看来，并不是因为文学的力量，当时的社会闭塞，是新闻元素在其中发力，大众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离奇的故事。但是今天媒体发展，任何角落发生的故事都可以快读告诉大家。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挑战，现实中的故事永远比虚构的丰富。但文学不是新闻作品，文学的功能不只是把离奇的故事讲给大家，而是要写更深层的社会危机。我希望写最偏远的农村实际情况，中国社会的危机，这些人的精神状态里最隐秘的东西。
北青报：但您把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男性娶不到媳妇的事，安放在一个妇女被拐卖的事情中，您是否认为太男性视角了？
贾平凹：字面上是女性唠唠叨叨说自己的经历，但作家是男性，也有男性的视角。之所以说要深入生活中去，是有道理的。如果不走近人贩子，你肯定是愤怒的，恨不得把人贩子和买这个女人的人千刀万剐。但是为什么从被拐卖的胡蝶眼中观察这群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的人，他们生活的困难，村里没有女人的情况是我们没法了解的。
北青报：你有和被拐卖的女人接触过吗？
贾平凹：这个用不着我和这个女人接触，别人和我讲过这个女孩的情况，我比较熟悉。当事人带有自己的义愤。作为局外人，可能能更客观一些。你不知道批判谁。谁都不对。好像谁都没有更多责任。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
北青报：遭遇被拐卖，还要怪女性太善良？
贾平凹：我是说，要有防范能力，不为了金钱相信别人，就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遭遇。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北青报：您的意思是，为了村庄不消亡，买卖是可以被接受的？
贾平凹：法律和人情常常是相悖的。而小说中往往要写的是感情的东西。没有买卖自然就没有伤害。但为什么打击拐卖几十年，还是不能杜绝？这只是表面危机，社会深层的危机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变化，产生了很多城市和农村的不协调，导致了各种的情况。这些危机，作家可以思考，但是如果想解决单靠作家是没有用的。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6-4-14
作者：张知依
这是6年前一个访谈。这部小说写的就是被拐女子如何融入“新生活”的经历，搁到今天，与那个众所周知而又不可言说的徐州故事又相互响应，很能说明问题。
这段话充分暴露了贾平凹这名男权作家的内心世界，他的价值观和道德感，他对善意“收留”被拐妇女的农村农民的同理心。女性自己不设防，就是活该，甚至受害人的过错，你是“恶意”被拐；而“收留”被拐女性的农民，有他的苦衷，如果不买媳妇，没有香火，这个村子可能就消亡了……
我不明白，贾作家如此大慈大悲，为什么不让你女儿去农村援助他们延续香火呢？反而送到了省会城市的大学，靠著名的“屎尿屁”诗评上副教授？这里头有没有父辈的光环加持和恩荫？
贾平凹思维的背后，是典型的集体主义逻辑。集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为了集体利益，就可以罔顾甚至牺牲个体权利。为了一个村子的集体利益，就可以买媳妇，就可以牺牲被拐妇女的自由和尊严，个体为集体牺牲，正常，要顾全大局嘛！按贾平凹的集体主义价值观，难道法律还要保障村子买媳妇的“集体人权”，剥夺被拐女性个体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但被买卖的女性不能有他女儿，所谓“死道友不死贫道”。集体主义就是慷他人之慨，这个“他人”，是谁都行，但绝对不能是自己人。
我所见过口口声声奉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人，都是极度自私的人，极度虚伪的人，无一例外。
人文关怀的永远是个体，而不是虚无缥缈的集体。
如果一个村子不买媳妇就得消亡，那这个村子就应当消亡；如果一个村子依靠人口拐卖而延续，那么这个村子就不该存在，所有村民迁徙到适合生存的城市，有手有脚，有社会保障，难道不能养活自己吗？
对这种虚伪的集体主义批判，我只服安.兰德。兰德女士曾指出：
集体主义道德观把自私等同于罪恶，在人们想象中唤起的是一个恶棍的形象，旨在让人能接受两种非人的信条：（1）任何关心自己的利益的行为都是罪恶，不管这些利益是什么；（2）自私的行为事实上只对他自己有利。
想起我们这代人小时候，每当接受诸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公而忘私，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等等道德训诫时，内心都不免疑惑，自然抵触，那其实是大脑几万年演化下来的生物本能的一种自我保护。
稍微长大一点，我清楚地知道，那些是脱离人性、不切实际的空话和口号。
倘若有人真的那样对我，利他主义，牺牲自己来成全我，即便至亲，心理上也会感觉痛苦。所谓大恩如仇，斗米恩，升米仇。历史上案例太多，大恩不言谢，因为无以为谢，最后只好选择恩将仇报，灭掉恩人，让自己心灵从道德负债中解脱。
这种虚假的集体主义利他道德，违反人类本性，本质上是道德绑架，对双方都是一种伤害和束缚。
更可怕的，是公权力以集体主义道德之名，强制推行，名正言顺地打压个体价值，践踏个人自由和尊严。市场经济是善良的，既是一套法权秩序，同时也是一套道德秩序，一套允许个体自私、个人自由选择的道德秩序。哈耶克指出：“强迫是罪恶，恰恰因为它消灭了能够思想、能够作出价值判断的个人，使他成为仅仅只是实现他人目标的一个工具。”
而道德的基础是，“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任何脱离自我选择的利他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强迫。因为这种利他主义将个人当作工具而不是目的，由集体规定什么是“应当”，什么是“正确”，丧失了道德选择权的个人只能被动接受和服从。
强迫性的利他主义通往的必然是一条奴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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