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人类学：人类学视角下的家屋与家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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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小院工作室：探讨有温度的建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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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学教授维克托·布克利的《建筑人类学》是一部依照人类学学科脉络整理归纳的综述性论著。本文正是基于其中的重要章节“社会人类学与列维斯特劳的家屋社会”展开的有关家屋社会制度性涵义以及他的结构主义人类学方法的讨论。

在列维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人类学家的理论下，建筑不仅是社会关系的反映，且在社会再生产中发挥着主动的建构作用。在此篇短文我将以家屋为媒介展开一些粗浅的辩议式的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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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人类学视角下的家屋社会

家屋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社会性单元，能在这个最小单元中揭示出复杂的社会结构关系。它具备可译性，成为比较性研究、跨文化分析的绝佳语境。

作为人类发展历程中的一种重要物质与非物质集合的资产，家屋最初是一个“道德主体＂，它也随着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发展成了道德人格的集合性外化形式。它持有一处由物质和非物质构成的产业，通过依照某条真实的或想象的脉络传承其名称而延续下来，这种延续性只要能以亲属关系或姻亲关系表现出来，它就被认为是合理的。

为什么被摧毁城市流落街头的人会感受到屈辱，首先一点就是”道德主体“的瓦解；除了集合精神信仰的纪念建筑（比如巴黎圣母院的火灾），早期的家屋的毁灭直接意味着家族道德人格、家族命运的沦丧。

结构主义人类学最初将家屋解读为一种制度。我认为它是一种不稳定的姻亲关系的“虚幻物化”（我偏激地将其解释为一种对关系的误读与表达），用外部的统一性取代或逆转了内部”娶妻者和予妻者“之间既有的二元对立矛盾。

之所以能论之为”制度“，我认为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它满足”物质意识能动的相互作用“——家屋既是一种具备生产性目的与属性的拜物、是对关系的误读，又进一步在家屋空间中形成了新的关系，以致家族荣誉、家族记忆等非物质得以延续的同时，社会再生产压力得到缓解，社会关系得到维护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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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屋社会范式的结构性解读

结构分析法

结构主义方法，即结构分析法，并非列维-斯特劳斯所创造，他把语言学中索绪尔研究语言结构的方法引进人类学领域。他将这种结构分析法最初应用在对亲属制度的研究中，继而应用在神话和艺术的研究中，后又应用在社会和整体文化的研究中，在人类学领域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结构主义理论。

将“结构”作为方法，意味着结构与依据经验建立的模型有关，它是稳定的、难以被发现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关系的“原材料”，它具有极高的普适性。传统的结构分析法介入具体的地域家屋范式，就需要从共时性（横向）与历时性（纵向）两个维度去结构性把握范式的特征。

家屋本质：家屋作为一种现象

“筑造不仅是获得栖居的手段和途径，筑造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栖居。”

家屋社会在社会关系再生产中具有“过程性”的本质。颇为玩味的说法可以是，家屋是社会关系发展的一种转瞬即逝的现象：

那些在优渥环境中亘古不变长存的长寿聚落被记录下来纳入建筑学研究的经典；然而更多的情况是，聚落是迁徙与流变的艺术，只能慢慢扫开尘土去考古的那些建筑废墟、柱坑、棺椁是建筑现象发生过的猜想依据。因此我们说，建筑人类学就是建立在建造和建筑活动之上的，基于人类学方面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研究。

家屋范式：从空间到时间

着眼于东南亚马来西亚兰卡威群岛，与直系血亲纵深的代际传承关系不同，兰卡威的社群是基于同胞手足的旁系关系建立起广而弱的横向联系：姻亲关系在同胞原则上建立，子孙在旁系体系中获取共享姻亲，纵向的血亲关系即解除。为了适应这种流动性的社会关系，兰卡威传统房屋的主要特征是极强的生产性，即建筑单元高度灵活可变、单调寻常，极具通用性。

社区成为这个旁系主宰社会共享资源的社会机构，婚礼仪式等代表着姻亲加入旁系体系的盛宴会在社区公共空间举行。从古老的兰卡威流动的家屋范式中甚至能看到如装配式住宅一般的流动性和现代性。

兰卡威社群关系 ©Dai

苏珊·吉莱斯皮（Susan Gillespe 2000）考察玛雅人的家屋范式巢屋（Nested House），从家宅中人与家具的空间关系提炼出新的关于纪念性本质的解读。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纪念物是坚固、持久的物质形式；而玛雅人巢屋的纪念性的本质是非移动，来源于静止和非移动性。巢屋中的床、长凳是被动静止行为发生的场所，坐在床上、长凳上的人是房屋中的焦点。后来，这种非移动性的利用被当成集中体现创造性、超自然或政治性力量的途径，广泛应用于构建族群的信仰崇拜仪式，例如帕伦克地区的小型神龛，就是位于家屋的中心，人们围绕着神位逆时针走动来汇聚神给予的神秘力量。

由玛雅巢屋出发的纪念性的衍生 ©Dai

玛雅人家屋是人的容器，是神的容器。这一套静止的向心说进一步又建构出向心性的宇宙观——即宇宙由一系列巢状的容器构成，宇宙以人所在的地球为中心运转。

卡斯蒂略金字塔，奇琴伊察，玛雅文明时期©bing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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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最后我想从结构人类学上做一点理论补充，为的是说明起源于二战末法国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在阐释解读建筑空间上的特征和局限性。

战后，人们普遍存在渴求一种稳定安祥的社会局面的心态，同时也对西方学者们提出了寻求一种新的理论对社会现状做出正确解释的要求。结构主义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难题。

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中，所谓深层的社会“结构”是恒定的、带有二元对立属性的唯一系统，如同语言学的“能指”需与对应的“所指”联系才可解释语言意义。每个人由于有相同的深层“结构”，社会是在同一结构上完美运行的。以及，他认为人的思维本质就是二元对立的结构，这种结构是由遗传决定或可以称为与生俱来。最后，思维的本质形成亲属关系、神话、图腾等深层结构。

然而布迪厄指出人们不只是遵从结构，还充满了由利益考量而来的冲突。他认为结构准则是利益（interest）的掩饰。在研究卡拜尔人的亲属制度和婚姻制度时，他发现男女双方家长会假装讨价还价，实际上不断哄抬聘礼价格以突显自己儿女在婚姻市场的符号价值。随后新娘的父亲会返还绝大部分的聘礼，返还的越多他的名誉就越好。如果说拒绝物质利益是一种准则的话，人们在遵守时有许多利益的思考（这里的利益并不是狭义的经济利益）。

卡拜尔人房屋平面，布迪厄，1970©flicker.com

很显然的，结构主义体系下的人类学理论为后续理论发展打下了理论框架基础，但难免囿于追求系统的和谐统一的境地（这与战后维稳的社会心理和理论需求相关），忽略了系统内部运动和矛盾的现实，否认社会改造和变革。因此后人不免陷入“结构主义是否在以宏大叙事构建社会系统的同时抹杀掉了实践人类学派所能达到的独特人类真相”诸如此类的疑问，人种学、民族志在后现代的浪潮下也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

我想能够从人类学的早期理论出发去理解建筑这种带着考古性质的探究本身就饶有趣意，值得回味许久吧。建筑是人类生产发展历史长河的一个个具象缩影，却也不过是某些温和或激情的信仰流动过的的痕迹。亿万千的唏嘘或许弹指一挥风过无痕，某一瞬的激鸣勃发或许遗传千古。此乃厚重的、戏剧式的过去给予的独一份的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