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果川：我和我的建筑都说普通话

May.

以文字纪实，以对话启发。

这里是《建筑档案》对话现场！

筑博设计执行首席建筑师

“童筑”儿童建筑教育机构创始人

冯果川

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我说普通话，也总是处于漂泊的状态。没有故乡对我来说不算遗憾，相反我很反感建筑中融入地域主义的思想。中国的建筑很大一部分是炫技式的，思想性、社会性的很少看到。海德格尔给予我批判地域主义的启示：海德格尔像农民一样眷恋着土地，但却指出人最重要的是不断去生成、创造，以及改变自己。在我看来地域主义正是在阻碍我们解放自己。

从一知半解

追随领路人，逐渐明确目标

邵兵（建筑档案主编，以下简称“邵”）：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建筑感兴趣的？

冯果川（以下简称“冯”）：我是在内蒙古的一个钢铁设计院长大的，钢铁设计院里有建筑师，他们是我对于建筑师的工作最初了解的来源。而当初选择建筑学时，我并不是因为热爱建筑学，而是出于对数学的恐惧。那时我向很多人打听哪个专业学数学比较少。最终得知工科里建筑对数学要求最低，而且还能画画（这正是我一直喜欢的事情），于是，我来到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学了城市规划，当时听说城市规划和建筑差不多，可能是更冷门一点，我那时成绩不好，所以就这么选了。后来发现我在的城市规划班比学建筑的班级有意思多了。

冯果川、石岗、李淦、赵辉、李涟

1995年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

邵：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跟建筑真正有关系了？

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城市规划前三年和建筑学课程基本一样，所以从大一开始我算开始正式学建筑了，不过我很快对老师教的东西没有了兴趣，重建工那时候学生都很生猛，做的作业五花八门。高年级学生的作业反而更能刺激我们这些新生。另外，很幸运我们有一位很出色的美术老师叫黄健，让我们几个学生开始对当代艺术有了兴趣。

冯果川大学时代的好友（朱晔、张海、石岗、冯果川）

我在学校前两年都是跟着好奇心走，没有方向。在建筑方面真正为我起到指引作用的实际上不是我们学院的老师，而是武汉工业大学的李巨川老师。

李巨川正好有两个学生本科毕业后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读研究生，他们是孪生兄弟，叫李淦和李涟。他们俩到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认识了刚读三年级的我们。我是通过李淦和李涟了解了李巨川的一些观念，也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一些书籍和电影。但是直至今日，我在建筑学上的认知和李巨川仍然存在遥不可及的距离。我可能是严重地简化和扭曲了李老师对建筑的见地。总体来说，李巨川是把我引向建筑的领路人。

石岗（左）与李巨川（右）

邵：相当于给你的建筑路开了个口。

冯：李淦和李涟来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这件事带有一种讽刺性。齐泽克提到过威廉 · 泰恩（Willian Tenn）的科幻短篇小说《莫尔尼尔 · 马萨维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Morniel Mathaway），讲的是一个研究美术史的人发现历史上有一个叫马萨维的画家的画在那个时代与众不同，研究画的人特别想去那个年代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得到了时间机器，找到了画家，结果发现那个画家马萨维不过是一个毫无才华的混蛋。后来马萨维还偷走了时光机器，去了另外一个时空。研究画的人留在那个时代，于是他只好把他记忆的马萨维的画全部画了一遍。

李淦和李涟来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也有这种感觉。他们毕业时问李巨川去哪里读研究生，李巨川推荐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因为在80年代末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建筑系是全国最有思想、最有创造力的建筑系。他们读研是1994年左右，过了五六年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锐气，这兄弟俩希望落空，于是只好凭一己之力重塑他们头脑中重建工应该有的那种先锋性，这是不是很像那个困在陌生时空里的马萨维的粉丝？这兄弟俩到处找人跟他们探讨建筑，从而带动了我还有另外几个同学。他俩还疯狂地做国际竞赛、找有趣的书。他们做的这些事，使我们也沾了光。这哥俩的努力，让重建工建筑系的一个小小范围内又开始有了当年的氛围，这种曾经的氛围其实是两兄弟从外面重新带回来的。

冯果川本科时期的城市设计作业

邵：重庆跟你生活的地方非常不一样吧？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重庆念书？

冯：对，之所以选择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和我的祖籍是重庆有关。我想在上大学时了解我所谓的故乡到底是什么样。实际上去重庆的时候也没把重庆当故乡，感觉很陌生。我只是知道我父母是在这里出生的，我想回来看一看这个地方长什么样，城市是怎样的。

1994年在大雨中冯果川和他的画

漂泊的感觉

最终落脚在深圳

邵：从重建工毕业之后，你是否开始对建筑建立了自我意识？

冯：刚毕业的时候，我还没有很强烈的社会性意识，但是随着积累，我逐渐关注到空间和社会、政治的关系。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本科毕业后在深圳工作了五年，做商业性的设计。这期间受到李巨川老师的影响，他带我认识了亨利·列菲弗尔的空间生产、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以及关于情景主义的想法，这让我开始关注到资本主义跟空间之间的关系，也就构成了我看待建筑的角度。

冯果川本科时期的公园设计透视图

我在一家事务所做商业建筑做了几年就做不下去了，去咨询李巨川。按他那种列斐伏尔式的观点，建筑师做的事是由空间生产的系统决定的，在这个系统里，建筑师就是工具人，建筑师很难构成对建筑的批判和颠覆。所以他建议我继续读书，然后摆脱职业建筑师的身份去当老师。这样就有自由的时间去干更愿意干的事，或是找一些其他方式再来反思这个事。

冯果川大学时期的胡乱创作与胡搞艺术展

于是我决定去读研，本想报他的研究生，但他认为我们太熟了，跟着他不一定有收获。除了李巨川老师，我喜欢的就只有张永和老师了，于是决定去试试考张老师授课的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

冯果川1997年的本科毕业照

我是学城市规划出身，一般学校那种应试的建筑学知识我并不扎实，自己预判别的学校就是考也考不上。但北大的考题很特别，不考你建筑知识，而是考你对建筑的理解，这个适合我，所以最终我选择了去北大读研。

北大的专业课只有理论、构造、设计。设计我不担心，理论考的也是开放性设计。后来我顺利考上了北大，读了张永和老师的研究生。

正在听硕士答辩结果的冯果川

（在场的老师有张永和、董豫赣、张璐峰、王昀）

邵：做张永和老师的研究生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选择？

冯：肯定是有意识，一方面对我来说容易考，另外一方面是那时除了李巨川，我只对张永和感兴趣。

邵：你觉得他有意思在哪儿？

冯：他很有智慧，有很多想法，确实也开拓了我的眼界。张老师是特别有趣、特别聪明的人，他有很长的国外学习工作的经历。当时我的考虑是如果不出国，我可以通过他了解一部分世界。

邵：你觉得你算一个好学生吗？

冯：不算，我肯定不是好学生。在重建工经常逃课，考试的时候老师都不认识我，挂了好多科，不过后来还好补考通过了。北大的课不怎么逃，因为北大本身课也不多，而且我觉得真的是有些东西可以学的。但是经常贪玩，在张老师的非常建筑工作室里和大家联网打游戏，还被张老师抓过现行。

2001年工作时的冯果川

邵：研究生之后就彻底要出来工作了，再次选择工作的时候，你最初的考虑是什么？

冯：我这个人其实没那么多想法，其实我原来的计划是读完研去大学里面混个老师当一当，因为当老师会比较轻松，加上2002年的时候，我对那些空想的建筑，也就是不用盖出来的房子感兴趣，比如约翰·海杜克的建筑。结果张永和老师在我读研一的时候就把我的想法浇灭了，他认为我这样是实践建筑师里的逃兵，我自己在实践上失败了还要通过当老师把失败的情绪传递给学生，最后他劝我回去继续做建筑实践。

邵：我觉得你适合当一个老师，似乎纯粹的那部分东西对你的诱惑力会更强一些。

褶皱空间的草图与电脑模型

从随性做建筑

到追求个人方向

冯：张永和老师“叭叭叭”一通说完以后，我决定毕业以后不当老师了，回去继续做设计。结果最后一看，除了我以外没几个同学做实践建筑师的，大部分都去当老师了。后来我就回到深圳原来的那个事务所。我读研是为了离开这家事务所，因为我跟左肖思事务所的左肖思老先生关系太好了，我觉得不能跳槽去别的公司，感觉那就是背叛了老先生。

左老待人特别好，我上学期间，依然每个月给我发工资，我也抽空帮事务所做点小活儿。虽然老先生对我很好，也很重用我，但是这是左老的事务所，有他的观念和风格，和我自己想做的建筑不一样。读完研究生回来这种分歧更明显了，在工作了三个月后我就离开了事务所。

于是就来到了筑博，这里比较包容，不会特别限制我要做什么。

深圳书城湾区城的概念草图与概念设计

邵：你表面给大家的感觉是一种抗拒型、冲突的感觉，但是听你表达，我觉得你内心是兼容的，内外是极其反差的一个状态。

冯：我以前做建筑，要求我做什么样的都可以。中式、西式、古典、现代都可以。我是属于可塑性比较强的建筑师，可以迎合不同趣味的甲方。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要找自己觉得有意义的方向，还是要找自己的路，不能为了迎合别人耽误了自己的时间。

惠州市星河山海半岛风志馆设计（建造中）

邵：建筑圈是不是由一群人形成的一个圈子？因为人似乎更习惯于聚集在一起创建自我的安全感。

冯：我并不了解建筑圈，也不确定自己在不在圈里。虽然我跟很多大佬都认识，但是我参加建筑的学术活动的次数比较少，近些年也少有人邀请我。或许建筑圈也有地域化的属性，它有两面可以理解。第一方面是在某一堆人里，会生长出不同的思想体系，这是好的，但如果它成为某种工具或是霸权，我觉得这是不对的。霸权会形成一种权利，会导致不够开放。这就给年轻人或者是迭代创造了很多困境。圈子或者圈层无法避免，或许圈子分化后会更加多元。

第五届“设计·互视”活动现场-深圳每年最盛大的“野生”建筑师沙龙活动

”设计·互视“四位发起人：沈驰、张莉、冯果川、朱雄毅（从左至右）

邵：筑博的这段经验到现在给你了什么？

冯：筑博给了我平台和机会，也让我学会了兼容合作。其实我这个人底色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儒家的。我从台湾人那里学来了儒家思想。在北大的时候，我很喜欢看赖声川的相声。赖声川是做话剧的，但他也有很多的相声作品。早些年他是相当前卫的，但是后来他竟然为CCTV大楼启用做了一部话剧《陪我看电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堕落。

儒家思想的体系很复杂。但是赖声川在他的相声里对这一体系做了清晰概括，他借《论语·里仁》的话，将儒家思想归结为 “忠”“恕”二字。赖声川也用三句话概括儒家思想：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两句就是忠，第三句就是恕。忠恕是以己度人，将心比心。我基本上也是遵循这个原则。我作为建筑师有我的追求，别的建筑师也一样有，大家不一样，要相互包容，相互鼓励。

冯果川每个月在深圳中心书城给儿童讲建筑公开课

做建筑有很多条路，但我认为不能采用相对主义的态度觉得各种道路没有高下之分，我仍然会站出来说哪些我认为好，哪些我认为不好。很多人不愿意说这个，因为会得罪人，也因为自己没资格去评判别人。

我说的对错不代表对错本身，而是我必须要表达的一种我的观点，有不同意见可以拿出观点来竞争、辩论。但不能为了“一团和气”而停止批评。在国内各个领域都进入了一种不能批评的状态，你的发言必须是“正能量”，这非常有讽刺性，也很荒唐。

说普通话和方言的建筑

应当兼容并蓄

邵：你认为你是没有故乡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说？

冯：我认为一个人有故乡需要以下几个条件。首先要有方言，说话的语音、语调和故乡的人一样。我出生在内蒙古，但我长大的地方是个设计院大院，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聚在一起也只是说普通话，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学习一门方言作为母语。工作后我基本上也就是讲普通话了。我觉得没有方言就没有跟一个地方紧密的连接，因此虽然我生长于内蒙，但我不会觉得那是我的故乡。

邵：我还挺想听你聊一聊故乡的。

我和李巨川的好友哲学家徐敏

冯：从小家里人总说我们是四川人。因为父母出生在重庆，那时候重庆和四川是一起的，所以觉得一家都是四川人。但是我父母后来都是在四川南充长大的，所以小时候跟母亲回老家探亲都是去南充，那么我故乡是重庆还是南充，这个我也说不清楚。

我的名字来自于南充。果川，南充别称“果城”，我名字里的“果”就是指果城，川当然指的就是四川。虽然我的名字由地名组成，但是我对四川也没什么感情，就回去过那么一两次。

青年时期的冯果川和好友石岗、王磉在深圳蛇口

中年时期的冯果川和好友石岗、李涟、徐丹在广州美院

我是讲普通话的，但是各个地方的人都讲方言，只要不讲方言人家就不会认为你是这个地方的人。所以我回南充完全是异乡人。在内蒙我也是听不懂当地方言的外来者，后来去了河北，也不会讲河北话，自己也觉得和河北人在气质上不太一样。读硕士时我在北京也待过三年。

之所以转了一圈最终来到了深圳，是因为深圳这个地方没有方言，我觉得这里是没有故乡的人的归宿。放眼国内，我觉得深圳算是比较包容的大城市。

稠空间装置（身体游戏）

受成长经历的影响，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故乡，也习惯了漂泊的感觉。我觉得没有故乡也挺好的，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遗憾。现在到处都在拼命要搞点儿乡愁出来，为赋新词强说愁这不是难为自己吗？为什么都要有乡愁呢？可不可以允许没有乡愁的人存在？

邵：好像从过去来带有强烈痕迹才可以说明我是个人，如果没有过去的知识和文明我就不是个人了。

冯：我觉得人的根基不是故乡，是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即便你从恶人谷里长大，你不一定要把自己和恶人谷联系在一起，你还是可以努力塑造你自己。而“记得住乡愁”和“地域主义”就有可能要把你拉回恶人谷。

大沙河文体中心（建造中）

建筑圈里动不动就讲什么“批判的地域主义”，我觉得地域主义本身最应该被批判了，这是愚蠢的看法。我认为地域的建筑特色有些时候只是因为没见过世面，思路局限，所以才成为了一个特点。批判的地域主义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很多人都加入到这个行列里。

多大才算地域性？地域的范围可以非常大，也可以非常狭小，范围很模糊。比如我在深圳，我做岭南建筑算地域性吗？可是我是不是也应该更聚焦一点，构想所谓的深圳建筑呢？再细致一点我应该去构想一种罗湖建筑或者蔡屋围建筑？界限在哪里呢？反之我可以构想亚洲建筑、地球建筑，是不是都是地域性建筑呢？哪还有不是地域性的建筑吗？地域性带给人标签。当人的内心不是特别强大的时候，就希望有一些身份来做支撑，于是想方设法把自己跟某一群人捆在一起。

邵：跟某种知识、特点、经验、背景相捆绑，这样会创建一种安全感，但这时人的创造力开始趋同，作为设计恰恰是不趋同的。

南宁规划展览馆

（被戏称为“不要脸的建筑”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过去总是在变化）

冯：建筑落后的地方也在此，因为房子不能移动，所以就要跟地方有一个牢固的关系，其实并不是这样。

邵：从建筑师的角度怎么看待地域化的困顿？

冯：我不会过于强调地域性，但我对别人强调地域性也没意见，可以有不同的设计道路。只是当地域主义变成霸权压制了别的可能性时，我是有反对意见的。

支持地域性的建筑师可能会引用海德格尔的思想。海德格尔是个农民，他非常在乎人与具体场所的关系。恰恰就是这个哲学家，给了我批判地域主义的一个哲学思路。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人的意义，他认为人应该不断去生成、创造、改变自己，变化对人是最重要的。而且变化要遵循个人意愿。实际上，大多数人都在逃避成为存在，逃避存在的特征是躲到一群“常人”里面。这一群人可能是同一属地的人，也可能是同阶层、同民族的人。

海南史志馆

地域性的建筑往往会给出一个地域性的样式。比如说在广东地区就要架空、做骑楼、做冷巷，或者是民族样式、弯弯扭扭的梁，等等，因为这是岭南建筑的一个特点。但我认为岭南建筑最大的特点却是兼容并蓄。

广东人很早就成为了华侨，把别的地方盖房子的想法带回来了。所以广东人还是比较灵活的，什么东西好用就用什么。我非常欣赏这种开放的精神，只要是好办法、好东西，都可以借鉴来解决问题。

深业泰然大厦

地域建筑受到地方气候影响，会有一些特性。建筑师做建筑的时候，对场地、片区当然也应该有些了解。但是建筑手段不一定非要用地域性的，所有人类文明给的灵感都可以借鉴。

崖州文体中心

邵：面向过去的知识与经验时，作为建筑师会有一个反馈。一个是语言上的反馈，一个是思想上的反馈，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去面对这样的现象？

冯：在我的建筑观念里，不希望把传统变成包袱与责任。“中国人不应该忘本”，这句口号似乎变成了包袱和义务。我把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作为工具，会考虑它们是不是真正有价值。

百仕达小学厕所改造（已成为深圳学校厕所标杆）

我经常遇到一些建筑师讲中国人的建筑智慧、传统的建筑观念，比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其实并没有几个人了解什么是天人合一。受到建筑观念的禁锢，中国建筑师做的事比较狭窄，因为很多东西都不能碰。我认为目前中国的主流建筑都是炫技式的建筑，要么在结构上拼命地去挑战用悬挑、预应力结构，要么是追求工艺炫酷，追求材质的特殊做法，追求空间技巧。但是思想性、社会性很罕见，建筑师普遍没有社会意识，没有从根本认知到建筑的真正社会意义。尽管当年汶川地震修了纪念建筑，可我不认为它有真正的社会性。它仍然是一些小的技巧和一些个体抒情式的做法，没有形成对苦难的反思或是建设性的推动。

西丽文体中心（筑博设计+mvrdv）

是固执的人

也是个妥协的人

邵：第一次见你时给我的印象是顽固，有点油盐不进，好像你骨子里有自己特别认定的东西，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

冯：也对，也不对。我觉得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缺点就是懦弱。我的懦弱是容易妥协，观念也不坚定，不过只是体现在特定的方面。如果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和政治方面，我就会比较固执一些，但也有所变通。在我的私人领域，我很容易妥协、让步，我的观点基本上是从别人那得来的，因此我也经常会放弃自己原来的一些认可的观点，然后选择一些新的观点，我也没有特别坚持。

热爱运动的冯果川

邵：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挑事儿的人，但是你是保有自己的态度的，你的底线和准则就是不能更改的。

冯：很多人特别在乎自我，我不太在意。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早年间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个体的消灭，就是“我”消灭“我”，这是“我”进步的一个可能。如果我老是在强调我做的房子有没有个人特点、我做的事有没有我的存在感，这么去想的时候，人是处在一种相对软弱的状态。

我认为有意思的状态应该是我觉得哪件事对，就去把这件事儿做成，在这件事里面有没有我的个人色彩并不重要，甚至于这个想法是不是来自于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是我认为对的事，剩下的只是挑了很多的工具素材片段、思想来完成了这件事。所以我做设计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的设计、手法都是别人的，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问题。

冯果川在深圳龙岗怪楼内

还有一本书对我有所影响，叫《与实验艺术家的谈话》，里面有一位艺术家说人可能首先要消灭的就是个性，如果在做艺术创作的时候没有个性，可能是一件更好的事。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打动我。很多人总是想去做有个人个性的东西，艺术家也好，建筑师也好，都被标签化了。越是这样，就越证明你完全被纳入到了消费链条中，慢慢地你只能越来越像你。

其实一切都在变，极少有人愿意接受变化。现在大家没有弄清楚自我跟一些基本属性之间的关系，就会觉得标签、概念创造了一种安全感。于是就要不断用个人语言、个人形态、空间结构，甚至是建造理论来饱满它。那么下一步的创造呢？人是不断变化，从20岁到70岁之间的变化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