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文·卡特《饥饿的苏丹》
1993年3月26日，南非自由摄影师凯文·卡特的作品《饥饿的苏丹》（The vulture and the little girl，直译为“秃鹫与小女孩”）被《纽约时报》刊登。这件作品作品将虎视眈眈的秃鹫和弱小无助的孩子相对比，以孩子的悲惨可怜象征苏丹人民的无助境地，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冲击性。其他媒体纷纷转载，在各国读者中激起强烈反响。1994年4月，《饥饿的苏丹》获得普利策新闻奖“新闻特写摄影奖”(Feature Photography)。
当时报纸刊登的版面
但获奖之后，关于卡特漠视小女孩生死的批评甚嚣尘上，媒体称他为“踩着小女孩的生命痛苦而成名”的“冷血之人”。仅仅三个月后，1994年7月27日，卡特选择了自杀，时年尚不满34岁。这次死亡也被描述为卡特“不堪良心负担”的结果。
在短短180年的摄影史上，没有第二个带来爱与关怀的摄影人，遭受过这样的污蔑和冤屈。今天，我们聊聊凯文·卡特《饥饿的苏丹》。
《饥饿的苏丹》是如何拍摄的？
23岁起，凯文卡特成为自由摄影记者。1993年，长期处于内战状态的苏丹爆发大规模饥荒。为了引起国际关注来维持对苏丹的援助资金，联合国“苏丹生命线行动”的新闻官员邀请一些记者前往实地了解当地民众的生活状况，卡特就在其中。
卡特同另一名记者若昂·席尔瓦（Joao Silva）随联合国发粮食的直升飞机一同前往苏丹阿约德地区采访。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当地分发食物，两名摄影师则拍摄前来领取救济的百姓。席尔瓦后来回忆，拍摄中卡特对饥民的惨况感到悲哀，觉得难以呼吸，于是决定走到附近的灌木林里喘一口气。灌木丛里，发现有一个孩子蜷在地上仿佛在哭泣，她的母亲正在忙着领取救济粮，没有时间照顾她。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秃鹫在孩子身后落了下来。为了不惊扰秃鹫，凯文轻轻地调整了角度，把他们两个都收进镜头，他拍了几张之后，秃鹫飞走了（也有一些材料说是卡特赶走了秃鹫）。
工作中的卡特
随后对席尔瓦说：“你不会相信我刚拍的照片！我拍那个跪在地上的小女孩，当我转变了角度之后，突然有一只秃鹫就在她身后！我就继续拍照，拍了好多张！”他当场失声痛哭，还告诉席尔瓦，他被当时的情景惊呆了：“看到那个情景，我的脑中只能想到梅根。”——梅根是他的女儿。
“小女孩”的命运如何？
在席尔瓦还原的拍摄现场中，我们注意到两点：一是孩子实际上就在救助站旁边，二是秃鹫已经离开了，所以卡特有理由相信孩子的安全是有保证的。在普利策奖颁奖之际，评委之一约翰·坎普兰也曾被问过，卡特是不是“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得了普利策奖？”坎普兰表示，评委们当时非常仔细地看了这张照片，照片有注释，提示会有人来帮助这个小女孩。他还指出，小女孩的手上有一个手环，说明她当时受着人道保护，所有的评委都注意到了这些细节，选择信任摄影师。
我用黄色圈起来的地方，明显可以看到白色的手环
到了2011年，事情又有了新进展。2011年2月14日，西班牙《世界报》刊登一篇文章，讲述了照片背后的真实故事。《世界报》记者阿尔韦托·罗哈斯等人走访了阿约德村，探寻孩子的下落，他见到了孩子的家人。这个孩子其实不是女孩，而是小男孩，名叫孔·尼翁(KongNyong)，这得到了他父亲的证实。他告诉记者，孔·尼翁从饥荒中康复并长大成人，但在记者来访的4年前死于热病。
KongNyong的父亲
在卡特去世17年之后，这张照片的故事，终于凑齐了最后一块拼图。
卡特究竟为什么而死？
尽管有亲历者的证词，也有评委的力挺，但媒体为了迎合大众希望看到丑闻的心态，在报道时将有利于卡特的陈述全部刻意删减掉，给他营造了一个“恶人”的人设。一时间，卡特和普利策奖遭到了恶毒的攻击。这张照片揭示的饥饿被忽略了，而安在卡特头上罪名则被无限放大。仅仅过去了三个月，卡特就选择了自杀。那卡特是因为“心里有愧”自寻短见吗？
事实并非如此。
研究一个人的死因，看他的遗书最为直接。网上很多资料说卡特的遗言是“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其实这只是他最后时刻加上的一句话，卡特其实身上带了一份遗书，上面写着：
“我感到抑郁...没有电话...没有交房租的钱...也没有抚养孩子的钱... 更没有还债的钱...金钱啊！！！... 我被那些鲜活的记忆深深地折磨着...那些杀戮、尸体、愤怒和痛苦的记忆... 那些饥饿或受伤的儿童、疯子、一些警察、和刽子手的记忆... 如果幸运的话，我希望在走了之后能再次见到肯。”
遗书中除了长期拍摄留下的黑色记忆，提到了两件事，“钱”和“肯”。
卡特到死都惦记着糟糕的财务。他是一位“自由摄影师”，不隶属于任何机构，没有我们理解的“工资”，而是临时从各类机构中接受项目并领取报酬（尤金史密斯和黛安阿勃斯也曾以此方式为生）。一旦任务失败，就没有报酬。此前，他在莫桑比克的任务错误百出——先是误了飞机，后来又丢了胶卷——失去收入让他陷入困境。
更大的打击则是“肯”的去世。“肯”是卡特的密友和摄影伙伴肯·奥斯特布鲁克（Ken Oosterbroek），南非约翰内斯堡《明星报》首席摄影记者。1994年4月18日（几乎就在普利策颁奖的同时），在约翰内斯堡以东25公里的索科扎镇，卡特和肯共同报道维和士兵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一场冲突。因为光线太强卡特提前离开，而留下来的肯被错误射杀，年仅31岁。此事几乎彻底击溃了凯文的意志，事后他曾经表示，应该是他而不是肯去挨那颗子弹。也是从那以后，他开始谈论自杀。直到自杀前几个小时，卡特还和肯的遗孀莫妮卡短暂交谈（也有资料说是通电话），莫妮卡是目前所知最后和他谈话的人。
很多人都以为这张网上流传的照片是卡特，其实这是肯·奥斯特布鲁克
卡特1960年9月13日出生，直到去世都还是不够成熟的青年人。他天性敏感，青年时就曾经因为目睹黑人受欺负而深受刺激，拍摄《饥饿的苏丹》也曾失控大哭。对这样敏感的人而言，失去密友的痛苦和经济上的现实困顿过度消耗了他的精神，让他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当然，无端遭受的侮辱攻击一定也伤害了他，但他的遗书没有特别提到苏丹的孩子，更是完全没说起自己所受的攻击，可见这不是伤害他最大的主要矛盾，死亡更和所谓的“内疚”无关——我猜，他本来就问心无愧。
这也引出了我们最后，也是最核心的问题：
卡特的做法是正确的吗？
我认为，卡特的做法不是最完美的，但绝对是称职的。
美国新闻伦理学者罗恩·F.史密斯，曾这样分析摄影记者的工作特性：“新闻记者——尤其是报刊摄影师和电视摄像师——在面对新闻事件时频频陷入困境。有时候他们早于紧急救援人员到达现场，经常有需要帮助的人，新闻记者人性的一面鼓励他们挺身救人；然而，他们的专业责任是向公众提供对悲剧的了解。”卡特虽然被孩子的惨状震惊，但依然首先选择拍摄，这就是一个职业记者自然而然的反映，也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
从效果上来讲，此前在传播领域存在感不强的苏丹，因为这张作品开始走入欧美主流阶层的视野，客观而言为苏丹、为非洲的慈善事业争取了许多人道主义援助，卡特的贡献不容小觑。如果他的第一反应是抱着孩子跑向救助站，错失了这张照片，错失了正确人道援助的机会，反而是不利于无数个非洲孩子的选择。
当然，如果可以事后诸葛亮，我一定会选择在拍摄之后把孩子抱到救助站，再让席尔瓦拍张照片来堵住别人的嘴。这就是我所说卡特处理的“不完美”。但是当时卡特既然已经确认孩子没有危险，自己又处在情绪失控的边缘，这个不完美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人人都不完美，为什么要苛求一个心智并不算成熟的小伙子呢？
卡特的内心，并不像笑容那么灿烂
获得普利策奖之后，卡特曾经回忆说：“当我把镜头对准这一切时，我心里在说：‘上帝啊！’，可是我必须先工作。如果我不能照常工作，我就不该来这里。”他要通过作品表达的，终归是善念，但却被人以恶念相待。若干年以后，卡特的女儿在受访时说：“我觉得其实爸爸才是那个无力爬行的孩子，而整个世界则是那只秃鹫。”谁在污名化凯文·卡特？是媒体的炒作、同行的嫉妒，还是大众追逐丑闻的暴力和狂欢？这个答案，我们慢慢想。
故事讲完了，今天的缘起是上周写了飞哥谈影|用好双刃剑，利己又利人！ ，引用过《饥饿的苏丹》。很多读者留言中仍然说这件照片的作者是“眼睁睁看孩子死掉的坏蛋”。我这才知道谎言依然蒙蔽着大家的眼睛，想起讲明白这个故事。今天的总结，是独立的两条：
凯文·卡特的工作告诉我们，摄影师的职责是留存和传播有价值的画面。无论遭遇了什么，做好这件事，才算尽到了职业道德。
凯文·卡特的死亡告诉我们，大众基于无知的暴力狂欢是可以杀伤别人的，我们都是大众的一分子，务必引以为戒！
作者：许华飞，摄影理论工作者、影像评论人、图片编辑，参与众多国内一线摄影活动，在《中国摄影》《大众摄影》《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摄影之友》等媒体发表摄影文章多篇，2016年起连续担任中国文联《中国艺术发展报告》摄影部分撰稿人。著有摄影文集《飞说不可：最通俗的摄影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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