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景中：我所认识的商务印书馆

发表于

戳上面的蓝字关注我们哦！

往期内容推荐

按：本期推送的是《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五年：我与商务印书馆》一书所收入的范景中老师的回忆性散文。我们知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范老师主编的“艺术史名著译丛”正不断改变国内艺术史研究的“形状”，因此，该丛书内容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维特鲁威美术史小组长期关注与转发的对象。而在《我所认识的商务印书馆》这篇散文中，范老师从上世纪以来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艺术类图书谈起，进而点出这套“艺术史名著译丛”的价值所在与选书时的用意。

另外，范老师曾说自己受贡布里希启发，论述“书籍之为艺术”。读《我所认识的商务印书馆》，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也以艺术的眼光看书籍，下笔行文间带有一种对旧书的隽永温情。

商务印书馆授权转发

我所认识的商务印书馆

范景中撰

我们这些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凡对历史、文学、哲学、地理、科学思想和观念史等知识有些兴趣，都离不开商务印书馆的滋养。我们用的工具书也大都拜赐于商务印书馆的恩惠。就连我自己读过的第一部西方艺术史杰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因此，商务印书馆是我们获得知识的重要源泉，它的出版物为我们构筑了知识的天堂。

我读书的岁月，受益最深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物，是阅读塔尔斯基的《逻辑与演绎科学方法论导论》。当时，我一边做书中的习题，一边对展现在眼前的陌生知识景象感到震惊，那种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从塔尔斯基开始，我对科学哲学和数学哲学发生了兴趣。后来，这部书被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尽管我手头已有了两本旧版书（1963年版），我还是忍不住又买了本丛书版。这可能既有对知识惊奇的余波，又有对书籍依恋的情感，还有对商务印书馆的深深敬佩。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伟大工程，这已无须赘言，但就我个人感受来说，它常常让我想起歌德对翻译的评价：

不用借助自我的创作，仅凭着对别人的接收，我们就已经达到了文化教养（Bildung）中一个很高层次。

一门语言的力量不在于拒斥他者，而在于将之吞噬。

一百多年来，商务印书馆的书是如此广受欢迎，凡有书人家，几乎都有它出版的书。我家的藏书不多，但也有几种商务的书为我珍重，其中一本小册子是周暹与尉礼贤合译的康德《人心能力论》（1914年），它外表平淡朴素，毫不惊艳，可却是我喜欢的康德哲学，又出自我极其景仰的乡贤的译笔，因此袭以书函，宝爱有加。周暹在1922年就和张元济先生来往，其时，张先生正为商务印书馆印行《四部丛刊》（1919一1936年），选用底本都以最古最善者为准，所以曾向周先生借用宋版《寒山子》、元版《玉篇》和《孝经》。《四部丛刊》虽是影印古籍，但初印本印刷极佳，例如《孝经》，用皮纸大开本精印，数量仅20部而已。有的还专门选用清宫遗留的公文纸，被今日的藏书家誉之为“新善本”。

1922年开始出版的《续古逸丛书》，更是精益求精。我也收藏有几种。它们版式阔大，明朗悦目，即使像《山谷琴趣外编》（1923年）那样薄薄十几页的书，也是气派恢宏的高头大册，反映了商务印书馆在采用西法印刷的同时，毅然捍卫中国传统书籍之美的气魄。商务印书馆还不惜费资，买下陶湘刊刻的《营造法式》书板，继续印行，那是民国出版史上最精美的线装书籍之一。

我家还有一套1920年出版的《默庵集锦》，宣纸珂罗版精印，据说此书在孔夫子网上品相八成者已标价98000元，令人惊目。默庵即伊秉绶，清代书法巨擘，梁启超和马一浮都赞颂他的隶书为清代第一。《默庵集锦》是我们研究他的艺术的必备文献。大概由于默庵是我夫人母亲的先人之故，《默庵集锦》自然成了我家最珍惜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艺术书。

我从小喜爱绘画，从天津古旧书店买的一册胡锡铨《山水入门》（1920年）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卷端纸尾还有黄绮先生的印记，或许是他在天津工作期间售出的。《齐白石年谱》（1949年）为黎锦熙、胡适与邓广铭合编，版权页标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三月初版商务印书馆发行，可能是胡适生前在大陆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此书的开本与封面设计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1932年）相同，后者记录了商务印书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警示着一个极其明显却易被人忽视的道理：The end is always near。

《齐白石年谱》，1949年

大学读书期间，我曾在北京文津街的老北图和商务印书馆附近的科学院图书馆读过一些中国艺术史的书，留意过中国美术的研究历史，这期间曾买过一本滕固著的《中国美术小史》（1926年）。后来我才知道，它是现代学术意义上中国学者写的第一部美术史。戋戋51页的袖珍小书，却已具备了世界学术的眼光，他提到的著作有：Friedrich Hirth, Die Malerei in China; E.Chavannes, 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s septentrionale; Osker Munsterberg, Chinesische Kunstgeschichte。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分章题目：生长时代，混交时代，昌盛时代和沉滞时代。作者已经采纳了进化的观念。在我眼中，这本小册子非常重要，可不小心在书籍搬移过程中丢失了，我不得不四处寻访，又购入一册，仍然是商务印书馆1926年的初印版本。

商务印书馆也出版艺术书，今日的读者大概会感到诧异。其实，翻翻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总目，就会看到，它的艺术书籍绝不止上述的五六种，而是几百种。只是由于后来出版分工，它才与艺术书籍久违了。不过，之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没有给艺术史留有一席之地，却不能不令人遗憾。因为我一直认为，研究艺术的学科，也就是艺术史，乃是检验一个民族感受力的学科，是一个民族经济富强和学术富强的标志，尽管它实际上是一门最无用的学问。然而，也正是由于它的“最无用”的性质，让它担负起为文明代言的角色。这一要义我们可以从唐朝张彦远、宋代米芾的言论中读出（请见我的《艺术的故事笺注》第1一5页）。张彦远生活的时代，是功名至上的时代，他的研究，绝难找到什么人来欣赏。尤其关键的是，他深知美术史无用，仍然一生沉迷其中，精勤不懈，觉得那才是值得花费生命度过的生活。因此，他的工作常常让我想起欧几里得。欧几里得证明了素数有无穷多个，也明明知道他的证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甚至连有人点赞都不会，但他还是做出了证明，他的无穷的观念是向无穷无尽的灿烂星空的致敬。

不过，“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没有艺术史的遗憾现在已然被完全打破。抱负远大的商务印书馆实际上早已留意到这一空隙。当中国的艺术史研究在2000年代真正有了起色，商务印书馆的陈小文总编辑和商务上海分馆总编辑鲍静静二位即擘画筹运，与黄专、邵宏、杨思梁和李本正诸位先生合作，于2015年推出了“艺术史名著译丛”。现在这套丛书已出版二十余种，其中的《艺术批评史》《瓦尔堡思想传记》《历史及其图像》等书已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第17辑，这在我看来，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它由一个中国历史悠久且最负盛名的出版社出版，从一个最高的层次上标志着艺术史研究在中国已经走出了美术学院的专业领域，将为整个人文学科带来新的内容和新的语言，带着一种亲和力走进我们的知识世界。

“艺术史名著译丛”

那么，这种力量如何发生?这就涉及我们如何探索伟大艺术家的创造秘密，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伟大的艺术家。像莱奥纳多·达·芬奇，他不仅是绘画史上最著名的两幅作品《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的创造者，而且是雕塑家、建筑家、军事工程师、水道营造家，他似乎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贡献：解剖学、生理学、机械学、水力学、植物学和光学。凡是他涉足的地方，都无不神奇地为之改观。难怪人们说他是天才，借用伟大的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话：“莱奥纳多·达·芬奇的巨人般的身影永远可望而不可即。”我举达·芬奇为例，也许有些极端，但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确然有一批这类的艺术家。所以，研究文艺复兴既成为整个学术的重镇，也成为艺术史的重镇，更重要的是，我们现代人对人类文明史的这个重要时期——文艺复兴的理解，乃是由艺术史奠定的。正是在此领域，艺术史的研究为人文学科频频赢得了光荣，并且还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艺术史的高度和难度；那是大学者们比试智慧和学问的奥林匹克竞赛，不是天慧高爽，深积厚培，要在这一领域取得成就，是不可能的。

这里如此强调文艺复兴的艺术史研究，因为它也是商务印书馆“艺术史名著译丛”的重头戏。这一点可由丛书中的“欧文·潘诺夫斯基专辑”体现。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我为自己能参与这一工作，无比喜悦。20世纪的学术中，潘诺夫斯基对文艺复兴研究的贡献，大概只有很少几位能够比肩。他长期工作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是一批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工作的地方，因此潘诺夫斯基也研究了文艺复兴的科学方面。他的这一取向，再加上可遇而不可求的科学气氛浓郁的环境，让他的两个儿子都爱上了科学。其中一个叫沃尔夫冈·潘诺夫斯基，是核物理和粒子物理的专家，曾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制做过贡献，2002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而老潘诺夫斯基本人，按照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说法，是欧洲最后的几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之一。那些人文主义者虽然凤毛麟角，却出版了一系列令人敬畏的著作；他们决意挽救经历了法西斯主义灾难后的西方学术遗产，而不是津津满足自身的学科目标；因为，狭隘的学科观念不能牢笼他们的胸襟，他们关切的是对文明的维护，是让艺术史成为文明的代言，尤其是对古典文明的代言。这种抱负让20世纪的艺术史家沃尔夫林、瓦尔堡、扎克斯尔、潘诺夫斯基和贡布里希等人都成了古典学学者。就此而言，他们和商务印书馆的老一辈主持者张元济从东方到西方遥遥呼应。张元济推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等大批外国名著，主持影印《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撰写《中华民族的人格》，创建东方图书馆等的气魄之举，都是怀着文明时刻有断绝的忧患，才倾力而为的。

在这些人文学者中，有一位叫泽林斯基（Tadeusz Stefan Zielinski），是波兰的古典学学家，也是一位大翻译家，译过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其他的古典作品，研究的领域横跨艺术史、考古学、古典语文学和宗教史。在二战中，他的房屋被炸，书籍被毁，他的儿子本奈舍维奇（Vladimir Beneshevich），西奈抄本的第二个发现者，他的女婿皮尔托夫斯基（Adrian Piotrovsky），芭蕾舞《罗密欧与朱丽叶》创作的推动者，都被无辜地杀害，他的心脏病不断发作，视力不断恶化，带着病重垂危的女儿，竟是依然不断地写作。1942年8月他完成皇皇巨著《古代世界的宗教》论述罗马帝国宗教的第五卷之后，又开始动笔撰写论述古代基督教的第六卷。他在一封写给年轻的古典学者斯雷尼（Stefan Srebrny）的信中说：“我已经开始第六卷的写作，这不是空抱希望，我能够完成它；但我一直明白，所写的每一页都是从冥王喉中夺取的。”这样的一位学者，在生死相逼中怀着古典信仰 nil desperandum（永不绝望），倾心守护着文明的星火，不禁使我想起了他的雄浑的乐观的语句：

从伦巴第平原向北和向西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几条路，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的交通要道，任何在这些路上旅行获得愉悦的人，都不会忘记他的经历。他触摸到了世界历史的脉搏。所有时代都在它们上面留下了印记：这边是为马可·奥勒留的战争所建的罗马瞭望塔，那边的骑士堡垒令人想起霍亨施陶芬翻山去探访陌生的土地；这边，山峡讲述着汉尼拔，大坝评论着拿破仑，桥梁诉说着苏沃洛夫；那边，一色湖水因卡图卢斯的隽语而高贵，一段溪谷因但丁的三行诗律而轩昂，一片景致因歌德的某页日记而不朽；而这边的一块岩石就像迷途的飞鸟，曾经坠落过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满怀忧伤的爱情记忆。

这是独一无二、令人难以忘怀的愉悦的体验和自述。古典的遗产令人着迷，很多艺术史家都把它嵌入自己金子般的表达之中。“艺术史名著译丛”正是要传达这种文明的光致，并且不仅仅是传达，它还往往被我们拂去尘封，让沉埋的金子重新放出光明。我想，这也是遵循着当年商务印书馆编纂“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要旨：倚靠翻译来吸收世界的文明，用威廉·冯·洪堡的话说就是：“当语言的意义扩展时，民族的内涵也会扩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百多年来，商务印书馆体现着一个经历过翻译冲动的民族，借助翻译来补充自己文化建构的民族。这构成了商务印书馆的一个无与伦比的特色。

［本文原载于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1897—2022 商务印书馆一百二十五年——我与商务印书馆》下册，2022年，第933—9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