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嘉德拍卖公司在香港举办的一场拍卖会上，一幅本应收藏在广美图书馆的名画却意外地出现在了拍卖场上。
一名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的校友，敏锐地察觉到这可能是母校藏品失窃。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当他将这件事反馈举报给广美后，却意外牵扯出了一桩惊世骇俗的“监守自盗”大案。
曾担任广美图书馆馆长一职的前馆长萧元，竟然利用职务之便，在十年中竟然掉包、贪污馆内包括现代著名画家张大千、齐白石等名家画作143件，价值高达上亿元！
那么，为何萧元能够在国家严格把控的图书馆中如此轻易地将其中众多贵重藏品肆意掉包盗取？究竟是管理体制的疏忽漏洞，还是人心邪恶的贪欲已然病入膏肓，促使其即便身败名裂也要铤而走险？
也曾是文学界的清流
在监守自盗一事东窗事发前，萧元给人的感觉一直都是性格孤傲的“正派侠客”。
著名学者周国平称萧元是一个“最能代表读者的批评家”，书评家黄集伟也称“萧元的行文不仅灵性婉转，同时也充满严谨”。
回看萧元的履历，在人生的前半段，萧元与名家口中的印象确实相差无几。
1954年出生的萧元，拥有着湖南人最显著的特点倔强与傲岸。
对文学情有独钟的他，一直不为周边的环境与朋友所动。直到在同龄人已经结婚生子后，而立之年的萧元才刚刚完成他的学业进修，从武汉大学哲学系顺利毕业。
初出校园的萧元，有着满腔的才情与激愤。在湖南文学界，他肆意挥洒着笔墨，给整个湖南文学界留下了狂放不羁的进取形象。
正统的名校出身，加上不拘一格、犀利独到的锐意点评，让萧元很快便在湖南文学界声名鹊起。
及至上世纪90年代末，萧元已经历任人民日报等多家官方出版社的副主任、主任等职。
难能可贵的是，即便是萧元的仕途一帆风顺，但现实也没能抹平他的棱角。
对于文学，萧元始终坚持一贯的看法，认为文学应该是纯粹的。
由于思想观念的不同，萧元始终对那些将文学与影视混合之人持不屑的态度。
为此，萧元曾在多年的时间里，始终不遗余力地宣传批判文学的世俗化与欲望化。
他曾表示，如今的文学早已失去了原本的色彩、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已经被放弃。
在萧元的观点中，这一切霍乱的根源，都是因为影视的高额报酬将历史都给轻侮了。正如他自己所说：
“对于当下被影视羁绊最深的历史文学，已经找不见它最初的价值所在，唯一向人昭示的就是金钱的力量。”
那个时代，凭借着将小说改编为剧本，将作品搬上荧幕的作家王朔大火。
一直对此种做法持相反态度的萧元，不仅经常在公开场合对王朔的这种行为冷嘲热讽，最后甚至还专门出了一本书来讽刺、批判王朔。
不仅如此，在那本为王朔“量身定制”的《丑陋的北京人——王朔再批判》一书中，萧元毫不掩饰地将文学界的种种恶迹都归咎与王朔。指责王朔大搞“京圈痞子文化”，败坏文学风气。
凭借着一贯刚正不阿的处事风格以及对文学秉持最纯正的态度，萧元曾获得“湖南省第一届当代文学评论奖”、“湖南省第九届青年文学奖”等文学奖项。
然而极为讽刺的是，一直走在批判“文学世俗化”最前沿道路上的萧元，在多年后竟然自己也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理想终究败给现实
1998年，由于工作成绩还算不错，加上在文学界的名声显著，萧元这个上世纪末公认的文学界“清流”迎来了事业的巅峰期——升任《芙蓉》杂志主编。
这本创办于1980年的杂志，自开始发行，便凭借着对文学纯正、严肃的坚守理念获得无数好评。
出于对每一篇作品的严格把控，《芙蓉》以“贴近市民生活、抚慰浮躁灵魂”的特点，广受读者喜爱，最巅峰时甚至创下了10万册发行量的纪录。
到《芙蓉》杂志担任主编，在萧元看来除了是对自己工作能力的认可外，更多的是对自己文学态度的赞许与支持。
本以为，自己对于纯正文学的坚守会让《芙蓉》再度迸发出新的巅峰闪光点，却没想到反而事与愿违。
在接任《芙蓉》杂志主编的4年里，萧元虽然一直在努力寻找如何让《芙蓉》再度风靡。
却不曾想不仅没有做出成绩，反而是让销量在不断下滑，最低谷时，只能发行楚楚可怜的不过7000册。
在《芙蓉》的失败，一度让萧元对自己一直以来所坚守的纯正文学态度产生了怀疑。而现实的残酷，却最终让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面对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萧元最终只能在2002年辞去了《芙蓉》主编的职位。
此时，萧元已过不惑之年，但一直以来的“文学愤青”的行事作风让他的经济生活并不算无忧。
离开《芙蓉》后，没有了公职保障，一家人的安稳生活成为了萧元所要考虑的第一要素。
不过好在，在从《芙蓉》辞职后，萧元便接到了来自珠三角广州美术学院的橄榄枝。
也许很多人会好奇，为何一个在文学界享誉名声的人，会得到美术学院的青睐？其实，这也正是萧元的过人之处。
除了纯正的文学，萧元对于绘画也有着得天独厚的天分。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萧元便已经连续出版了《初唐书论》、《书法美学史》等多本美术史著作，其中还不乏被国内多家美术院校看重并列为教材。
但不幸的是，萧元在美术学上的造诣却并没有如文学上一样，始终坚守初心。当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时，萧元最终还是没能守住本心，败给了自己的贪欲。
监守自盗，调包143件国宝级画作
初到广美的萧元，还是同往常一样孤傲、清高，给所有学生的印象都是一个刻板的教授形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萧元的心理逐渐产生了变化。
他发现，在广美的学校里，无论是身边朝夕相处的同事还是那数千名学生，全都是“身价不菲”。
在与昔日的老友叙旧时，萧元也不禁常常感叹：广美真的是遍地都是有钱人哪！
而反观自己，人至中年却还未能给一家老小在广州置办得一座安稳住所。
明显的对比带给了萧元极大的心理落差，而这股心理落差正不断地蚕食着萧元心中那一抹曾绽放出光彩的人性，直至一件改变了其后半生命运的事情发生。
2003年底，为了与时俱进，最大完整地将画作保存下来，广美图书馆开始进行了一项“画作数字化”工程。
而作为馆长的萧元，自然是要跟随着工作人员将每一幅名画小心地取出拍照，最后再上传至系统中。
就是在这个过程，萧元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图书馆中所珍藏的那些名家画作，竟然有赝品混入其中！更为可笑的是，那些负责将这些画作归档到电子系统中的工作人员，甚至是美院的一些老师，也根本看不出。
只是，一直以正派人士自居的萧元，这一次却是没有作声。不仅如此，他还在心中产生了一个极其邪恶的想法：既然前人都可以将这些字画掉包，为何我萧元不可以呢？
回到家后，萧元便开始着手准备相关事宜。为了能够不让人看出破绽，他先是对美院的这些老师们的专业方向进行了逐步了解。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老师大多对岭南画派作为熟悉，所以他将想要掉包的作品放在了郑板桥、张大千等大写意派的名家画作上。
这也是颇令他惊喜的地方，因为早在湖南时，他就以“临摹张大千作品极为神似”在业界享有名声。
既然美院的人对张大千等人的画作并没有多么熟悉，他自认一定可以以假乱真。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萧元还花数万元一张的高价从网上购买了明代的宣纸，为的就是能够让临摹的赝品也能看起来充满历史感。
最后，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广美对于这些名家画作管理的漏洞。
当时，广美图书馆所珍藏的画作，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是做研究用便可以轻松借阅到其中的任何一幅真迹。
只需要按照借阅流程，凭证登记，然后请管理画库三道门钥匙的三位管理员一起到场开门即可。
而作为馆长的萧元，自己便有着一套馆藏画库的钥匙，这无疑给了萧元充分的作案时间。
所以自2004年开始，利用图书馆会在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闭馆的“漏洞”，萧元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中组织给予他的责任，私自进入画库盗取名画回家进行临摹。
之后，再将自己临摹好并装裱好的赝品放回画库以假乱真。
2006年，广美所收藏的画作被统一调配到了新建成的美术馆收藏。这让萧元“偷梁换柱”的拿手好戏无法再实施。
但是，即便只是两年的时间，萧元却已然盗取、掉包了馆内包括齐白石、潘天寿等多位大家的143件国宝级画作。
由此，也可以看出萧元的临摹绘画水平确实炉火纯青。
在落网后，萧元还曾坦言：交由嘉德拍卖公司所拍卖的100多幅画作中，还掺杂了自己所临摹的赝品。
但无论是拍卖行的专家，还是那些资深买家都没能看出来真伪。
2014年，萧元偷盗掉包国宝级画作的事情终于还是没向他预想的那般石沉大海，经由香港的一场拍卖会上而东窗事发。
2014年5月6日，萧元被警方逮捕，并从其家中搜出了还未及时拍卖出去的18件画作。
经过专业机构评估，仅这18件画作价值便已经超过7000万元，而萧元此前托拍卖公司拍卖的100多幅却只卖得3400多万。
除去给拍卖公司的手续费等，萧元只有2700万到手。由此可见，为了钱，萧元已经毫无良心与操守可言。
在法庭上，萧元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并直言：
“警方所列的盗取143件画作，其实其中有10幅是自己的临摹作品和个人收藏作品。”
2016年12月，正在审理期间的萧元突发疾病不幸身亡。但他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却不会因为他的离世而归于尘土。
2018年8月，广州中院再次开庭审理萧元案件，表示将持续追回被萧元贪污的100余幅画作。
此类事件远远不至于萧元一例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曾发生过一起甚至惊动了周总理的国宝文物“监守自盗案”。
1959年，在筹备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会时发现，国宝青铜器史孔和却在国家博物馆“不翼而飞”。
经过多方巡查，最终在1961年查明，原来是被当时的工作人员赵桐蓁所私自盗取。
此件国宝监守自盗案，虽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所幸最终水落石出并成功追回了文物。而下面所要讲的，真可谓是“触目惊心”。
2003年，被誉为“中国第一大文物监守自盗案”的李海涛盗取259件国宝事件震惊全国。
作为一名文物专家，李海涛利用自己承德文物局文保主任的身份，肆意妄为偷盗国宝文物。
10年间，通过从文保局盗取的文物，李海涛非法获利数百万元，直接导致了200多件国宝遗失市场且有50多件国宝未被追回！
然而，面对判决，李海涛却仍旧执迷不悟，一直坚持反复上诉。最终，经最高法复核审查，维持原判，判处李海涛死刑。
除了大陆上此类案件频发，在宝岛台湾省，其实也是有着相同案件。
台北故宫自2000年开始，也同样将其中所藏的文物典籍以“数字化”的形式保存下来。
在此过程中，参与此项工作的陈耀东、叶丽珍两名研究员鬼迷心窍，竟然私自刻印了一份。
随后，两人将馆内所藏的国宝级典籍《龙藏经》、《永乐大典》、《富春山居图》等的数字化版本私下进行贩卖。
要知道，这些文物的数字化版本的授权费可是数百亿新台币，其中仅《龙藏经》一部的市价便已逾百亿。
如此骇人听闻的监守自盗事件，虽然根源于人内心的贪欲，但管理制度的松懈却不也恰恰助长了这些人的嚣张气焰？
所以，倘若想要杜绝此类案件再度发生，除了要任用值得国家与人民信赖的人外，严格地管理机制也必不可少。
马未都这样评价萧元调包事件：
萧元的造假能力实在强悍，赝品放到图书馆里，竟然没人能看出来。
时间长了，萧元单子更大，连续十多年未被发现，
竟然偷了100多幅名家画作，价值1.1亿。
令人遗憾的是，部分画作甚至已经上了拍卖会。
萧元的临摹技巧再神通广大，早晚也有东窗事发的时候。
想必十多年间，萧元的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都会辗转反侧。
积重难返的时候，神仙也救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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