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乐安路上那座建筑民族化的教堂

鸿德堂是位于多伦路上的一座青砖砌筑的中国古典宫殿风格的教堂建筑。最初的地址就在北京路清源里美华书馆，堂名思娄堂。是纪念美北长老会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娄理华而建。

鸿德堂，2021--拍摄来自斋卤味

思娄堂的方位--图片来源于《申报》，1895

第一位在中国殉道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

娄理华，美北长老会第一位派往中国内地的传教士。他是新泽西州参议员沃尔特·罗利（Walter Lowrie）第三个儿子，1838年5月，娄理华进入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神学院学习。在三年常规学习的最后一年，他决定选择西非作为他的传教之地。他曾在几封信中这样说道：

把我派到世界的任何地方，我都会去。但是，我不希望去我们的西印度群岛，我更愿意去西非洲。

三年以来，我对非洲的想法非常强烈，促使我希望去那里的考虑是--很少有人愿意在那个领域工作，而且我的才能似乎特别适合非洲人这样的民族。我喜欢和一个无知而又有教养的人打交道，他们不自负。我的学识、准备，似乎使我有资格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但是事与愿违，执行委员会则建议他改去中国，虽然其本人仍旧希望前往非洲。因为这件事娄理华已经考虑整整三年，但还是服从了委员会的安排前往中国。

从娄理华的过往信件中也可以得知，由于其父亲的身份，当时娄被临时抽调至中国仍旧遭到了一些人背地里的私语，得知此事后的娄理华甚至想登报来澄清自己只是服从组织的安排，因为毕竟人们认为中国要比非洲好的多。于是在诸多议论下，娄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

1842年1月19日，娄理华乘上“女猎人号”（Huntress）起程赴华，5月27日在澳门登陆。由于当时正值鸦片战争期间，他只能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往返停留并在此期间开始学习中文。中文对于娄理华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期间他也灰心，失望。而另一个则是巨大的孤独，对于漂泊在外不懂异国语言的年轻人而言，在1842至1843年的信件中，孤独，枯燥，悲伤这些词汇始终陪伴在他的周围，甚至有时候仍旧希望自己能前往非洲。但是对上帝的信仰让他最终支撑了下去。

1845年4月11日，娄理华被分派到宁波工作，与他同行的还有另外四位宣教士。1845年8月，一部带有中文字模的印刷机从澳门运抵宁波，从此，娄理华开始其在宁波的文字宣教工作。在他的工作清单上，有一部让中国人学习圣经的汉英词典，建立一个中文印刷厂出版，把新约翻译成中文，把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让西方世界会更好地了解中国等等。娄理华于1847年6月初来到上海参加一个重新审视新约圣经翻译的会议。工作进行期间，他因一些事亟需回宁波。8月16日，他离开上海，从内陆返回宁波，但因遭遇逆风滞留在乍浦，19日他开始横渡杭州湾。

然而，就在这一天，他乘坐的船在离海12英里的地方遭到了海盗的袭击。在美国长老会派驻宁波的宣教士卢美仕(A.W.Loomis)写给娄理华父亲的信中，记述了出事的经过:

“乘客们看见了海盗船，都感到非常恐惧，娄理华则力劝他们保持镇定。当海盗船一步一步逼近时，娄理华向他们出示了一面美国国旗，但海盗船仍向他们开火，还强行登上他们的船只。除娄理华之外，每一位水手和体格较为强壮的乘客，都被海盗们殴打，以防止他们做出反抗。海盗们随后逐一搜劫乘客们的财物。当他们准备撬开娄理华的行李箱时，他主动把钥匙取出来交给他们说：‘不必撬了，钥匙在这里’。他们打开了娄理华的行李箱，却不敢拿走任何物品。然而，他们不停的殴打他的老仆人以洩愤。娄理华虽曾多次央求他们停手，但他们全不理会。过了一段时间，海盗们开始商议要怎样处理娄理华，因为他们担心娄理华会在事后向官府报案。最后，他们决定把娄理华活生生的抛下海中。当海盗们把娄理华抬起准备抛下大海之际，他奋力将自己手中拿着的最珍爱的一部希伯来文、希腊文和英文对照的圣经掷到船上，以免书随人亡。在水中挣扎的娄理华，虽曾多次试图游近船只，但强盗们用船篙击打他，使他无法靠近。不久以后，筋疲力尽的娄理华便沉入海中”。

这位年仅28岁的传教士就这样葬身于汹涌的波涛中，死后的尸体也未被发现。在美国长老会早期宁波墓园中，修有娄理华的坟墓，实为衣冠冢。墓前竖立一块墓碑，记念这位中国基督教近代史上第一位在中国殉道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

娄理华画像，下为其签名--图片来源于网络

思娄堂的建成和名字由来

娄理华的父亲Walter Lowrie不单单只是议员，还是当时美北长老会的通讯秘书，在那个年代对教会有着极强的影响和地位。

Walter Lowrie（1784-1868），美国长老会的通讯秘书--图片来源于网络

因此，娄理华的事件极大的影响了美国的教会。在他死后，应其他人的要求，他的父亲出版了他的日记和信件，也就是《Memoirs of the Rev. Walter M. Lowrie, missionary to China》。这本书很快成为十九世纪最鼓舞人心的传教士文献。娄理华的父亲还继续支持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他曾大力支持和发展美华书馆。

娄理华衣冠冢--图片来源于网络

美华书馆是一个美国基督教新教团体美北长老会传教机构——美北长老会差会在中国设立的一个出版、印刷机构，在早期的上海有着很高的知名度，之后的商务印书馆也与它颇有渊源。根据美国教会的的官方杂刊《教务杂志》所写，娄理华去世后曾在东门建立了一座纪念他的教堂以方便教友聚会。之后随着美华书馆搬迁至北京路18号后，一开始书馆空置一座办公室以作为礼拜堂。后来由于教会的发展，旧的安排被发现是不够的。另外由于受到娄理华父亲的帮助，于是美华书馆用自有资金建立了一座教堂，以此来纪念这位年轻的传教士并以此传达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思念。这座教堂也因此被命名为思娄堂（Lowrie Memorial Church）。

美华书馆--图片来源于网络

教堂的建成和命名在1894年就已完成，一开始树立在美华书馆门口的教堂并没有顶。1895年1月6日早上10点半，教堂正式对外开放，根据记载当天大量热心的华人会众把它的容纳能力发挥到极致，而且所举行的礼拜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1895年1月5日，字林西报有关于思娄堂开幕的通知--图片来源于网络

1904年前的思娄堂，当时并未有顶--图片来源于网络

根据《教务杂刊》记载，整个小礼堂的设计师为B. Atkinson，也就是后来通和洋行的创始人之一。关于他的故事我们将在后续介绍。当时的教堂书籍是这样介绍思娄堂的：

它是中国最美丽的教堂建筑之一。它可以舒适地容纳500人。大堂的两边有长廊，楼下则是主日学校的房间，而祈祷会的房间在建筑的上部。教堂与Prebyterian Mission Press相邻。热情的会众挤满了每一个空位并参加了献堂仪式。

添加了塔顶的思娄堂--图片来源于网络

设计师 Brenan Atkinson--图片来源于网络

费启鸿

思娄堂一直使用至1920年后，由于美华书馆将北京路的地皮出售，思娄堂也随之迁出并且其教徒也一直使用四川北路的长老会出版社有关的小教堂里做礼拜。直到1928年，鸿德堂的建立才有了固定的大型礼拜场所。

鸿德堂的堂名就是为了纪念该会的著名传教士、美华书馆负责人费启鸿George F. Fitch, 1845－1923）。费启鸿在1870年接受美北长老会的派遣来到中国，在前13年中，其主要负责地点在苏州，1885年后调往宁波，后又于1888年调往上海并接手管理美华书馆。

费启鸿--图片来源于网络

年轻时的费启鸿和夫人--图片来源于网络

费启鸿在经手美华书馆后对业务做了比较大的调整，除了翻译宗教类书籍也开始翻译一些当时的实用书籍，因而使得美华书馆的营业收入不断扩大。1902年，为了承接广学会大量的印刷业务，费启鸿将美华书馆的印刷部门从北京路搬迁到了四川北路横滨桥位置，其具体的印刷厂可能在今日守真堂附近。

迁入四川北路后的美华书馆印刷厂--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当时四川北路并未大的发展地价也相对便宜，每亩地皮才400两。费启鸿在此处建立了新的印刷厂，也更新了印刷设备。此后20年，美华书馆也成为上海滩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出版社。而北京路的旧址则作为办事处一直沿用至1920年。除了在美华书馆的付出外，费启鸿还牵头成立了商务印书馆，并且还将部分订单分与商务印刷馆使其渡过了初期的难关。1923年，费启鸿在上海逝世。为了纪念他对美华书馆以及上海基督教传播事业所做的贡献，于是以他的名字为命名新建的思娄堂，也就是鸿德堂。

费启鸿与家人们--图片来源于网络

《申报》于1923年2月28日刊登的有关于费启鸿去世信息--图片来源于网络

为什么鸿德堂的外观是中国宫殿式的风格？

那么问题是，为何一个外国人名字命名的教堂却以中国式的建筑形式出现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基督教的“本色运动”。

“本色运动”的始于1873年第一个中国人自办教会的成立，并且最终于1920年代达到了顶峰。早年的中国基督教传教事业往往需要依靠远在海外的本国总部给人给钱，但是随着这些外来的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深入，他们渐渐与本国总部产生了不同的认知。例如其中的代表就是清心会的范约翰牧师，1882年在被总部解除所有职务后，他又在上海建立自己的北长老会教堂，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闸北堂。这样的案例也非常多，而这些原本就是洋人的牧师都如此，那就更别说中国本土的牧师了。到了20世纪10年代末，中国教会中的领袖人物和广大信徒都认识到：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必须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教会，从而使中国基督教“本色化”。

1922年，中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基督教“本色化”也由此开始了，该会议提出了中国本色教会的原则就是“自养、自治、自传”。而当时作为思娄堂的主持牧师陈金镛就是该运动的积极拥护者。从陈金镛牧师在其发表的作品中就能看出其当时的思想状态。

我中华民国教会，苟不急起速倡正当之神学校，不惟国民将入无神潮流之危险，而中华必无统一教会之希望，夫教会之分门别户，在欧美已深刻脑筋，万难奏消除之能力，惟中华教会，虽曰已将百余年，而教会情势，尚在酝酿时代，故窃以为将来任导源统一者，必在我中华民国之教会。——《神学》

所以耶稣的福音传入中国，决不是要废掉中国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程朱历史的圣贤人，乃是要弥补缺憾，而使他成全。

陈金镛牧师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宗教是什么？是人类心灵上之必需，没有宗教崇拜就没有标准，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根基，人的心灵失所依据，势必无礼无义，狂悖凶悍，等诸禽兽。所以《易经》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可知宗教是国家安宁的原素，是文明进化的动机，我国有这么悠久的历史，有这么繁盛的人民，莫非藉着古圣前贤有敬天爱人的要道，有祭祖尊亲的仪制，世世相传，奉行弗替，才能维持到今日。——《中国的宗教观》

在陈金镛看来，中国并不是一个无神无教的国家，中国古人也有宗教心理，而宗教是国家安宁的要素。因此，中国的基督教也需要适应于中国人自身的价值观念才能发扬光大。而与此同时，由于大批留学的中国建筑师回国，并在建筑领域中提出“建筑民族化”课题(此举被当时外国人称之为“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时期”)，于是，新教堂被建成传统的中国宫殿建筑样式。建筑师就是之后设计南京饭店，百乐门的杨锡镠先生。

外观如宫殿式的鸿德堂--图片来源于网络

提倡“中西结合”的建筑师—杨锡镠

杨锡镠（1899-1978），字右辛，江苏吴县人。中学毕业后，杨锡镠直接进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的土木工程专业就读。1922年，完成学业后进入“上海东南建筑公司”工作，担任工程师一职。1921年创建的东南大学进入建设新校区过程，东南大学于是委托东南建筑公司负责学校总体规划设计，而刚刚毕业的杨锡镠也参与了其中负责了东南大学科学馆（今东南大学建雄院）的设计工作。1924年，东南建筑公司又中标交通部南洋大学的体育馆设计工作，也就是杨的母校。在这一建筑中可以看到杨锡镠在早期的设计中仍是“西式折中”的方式，即西方古典的柱式和局部装饰元素出现在室内部分，但是总体使用频率可控。

杨锡镠--图片来源于网络

1924年，杨锡镠与同事离开东南建筑公司，并共同创办了凯泰建筑事务所（Kyetay Architects）。也正是在凯泰事务所，杨接到了设计鸿德堂的委托。根据当时的资料来看，鸿德堂建筑面积为700平方米，建筑总造价120,000美元，其中其中30,000美元由长老会捐赠，30,000美元由费启鸿的女儿捐赠，另外的60,000美元则由教会成员捐赠。建筑的屋顶采用中国传统的斗拱飞檐形式，整体中间为3层，两侧为2层。中间钟楼部分高出两侧长廊，底楼有一个小厅，当时办了修德小学，礼拜堂则位于2层。建筑外墙面贴饰青砖，两侧钟楼则是仿木构架的贴墙列柱，柱子以红色及柱头檐下彩绘辅之。这种建筑风格从侧面而看，底部是西方古典教堂的体现，而上方则是中国传统的斗拱飞檐，外墙也是青砖清水墙。这说明在当时基督教“本色运动”的背景下，杨在设计中开始思考将中西方元素融合贯通于单一建筑中。

建造中的鸿德堂--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这一独特的建筑形制也在当时影响颇深，1929年的《教务杂志》将其刊载至封面之上。各路报纸也对其进行报道。整座教堂于1928年10月7日举办献堂仪式，当时的现场也是热闹非凡。字林西报这样写到：

最近又增加了一座漂亮的现代教堂建筑，标志着上海基督教建筑的进步。这座建筑是对George F. Fitch牧师和夫人的纪念，他们在超过50年的时间里为这个大都市的基督教运动付出了大量的生命。它完全是在中国基督教会北上海教会的中国成员的监督下建立的，位于多伦路。1928年10月7日星期日下午，在一千多人的见证下举行了献堂仪式。献堂仪式非常有趣。来自教堂的大型管弦乐队，以及该教堂和清心堂的唱诗班，还有鸿德堂的唱诗班，为这次礼拜的音乐部分做出了贡献。

《字林西报》中所配鸿德堂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完成鸿德堂的设计后，杨锡镠离开了凯泰事务所，之后又设计了梧州中山堂，大都会舞厅等建筑。20世纪30年代起，他开始慢慢放弃设计工作转而从事编辑工作，专职做《中国建筑》发行人和《申报》建筑专刊主编。在1932年《中国建筑》的创刊栏上，其中写道：创刊的主旨是：融合东西建筑之特长，以发扬中国建筑物固有之色彩。这一句也完美体现在了鸿德堂的身上。

老年的杨锡镠--图片来源于网络

罹难的蒋时叙夫妇和鸿德堂现状

鸿德堂在运营了4年后，也就是1932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宝山，虹口等地。当时鸿德堂的牧师蒋时叙夫妇以及信徒等10人遭日军杀害，震动了上海滩。当时的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刊行的《节制月刊》这样写到：

自一二八沪变发生，同胞之被倭奴惨杀者约二万馀人，本会董事蒋时叙夫人住居北四川路鸿德堂，不幸一家四人亦罹于难，兹将蒋府被难经过，略述于后：

当沪战发生时，蒋牧师夫妇因不肯别离职守及诸位教友，故仍坚留该堂。而住居闸北同胞，一时无避难处所者，以为日人总不敢侵犯教堂，故纷纷避入鸿德堂者不下数十馀人。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时蒋牧师夫妇及避难于该堂之人，正在堂内做祷告时，忽闻外面枪声劈拍，旋由毛宗豪君（沪大学生避难者之一）出外窥探，适为日兵所见，时毛君身穿制服，日兵即目为义勇军，旋促毛君开门（因此时堂之前后门均下锁），并至堂内遍查一周，一无所有。蒋牧师夫妇略与理论，讵料凶恶之日兵，即以枪柄击蒋夫人之腿，蒋夫人痛极踣地，末即将蒋牧师夫妇及其二子一侄一书记一仆役和毛君共八人，一齐捉去，后虽由外国牧师等多方营救，终无结果。直至停战协定告成，双方被捉人员，均已释回，而蒋府诸人，仍踪迹杳然。据可靠消息，谓一月二十九日以前被日军捉去之人，均已沉诸浦江，毁尸灭迹，呜呼！日人之手段，可谓残酷极矣。由上推测，蒋府诸人，凶多吉少，可无疑义。现在蒋府所存者祇有一九岁孤女，因斯时适在姨母家得免于难，亦云幸矣。

其他报纸如《申报》，《时报》也报道了此次惨案。而鸿德堂的教友也暂借四川中路青年会殉道堂举行礼拜，数月后复堂。

蒋时叙夫妇照--图片来源于《节制月刊》

1934年，宋尚节脱离伯特利环游布道团后，在鸿德堂布道一周，到会者四五百人，有104人接受基督信仰。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鸿德堂迁出虹口，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原址复堂。

新中国成立后鸿德堂被收归国有。原本教会创办的小学修德小学1952年改名为“多伦路第一小学”，鸿德堂一楼作为小学教学场所使用。1958年，鸿德堂定为虹口区4个基督教新教三自爱国教会联合礼拜场所之一，继续开放。1966年起，“文化大革命”期间，鸿德堂停止宗教活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一度开过舞厅和古玩字画小商铺，虹口越剧团也曾经一度进驻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