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支在朝鲜演出的外国乐队,以“法西斯主义”而闻名

第一支在朝鲜演出的外国乐队,以“法西斯主义”而闻名

斯洛文尼亚乐队莱巴赫(Laibach)在朝鲜演出的现场片段

2015年,为庆祝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70周年,斯洛文尼亚摇滚乐队“莱巴赫”(Laibach)受邀在平壤举行了两场音乐会,这也是外国乐队首次在朝鲜演出。

莱巴赫在朝鲜平壤


演出现场大约来了1500名朝鲜人和150名外交官,时长45分钟的音乐会上,乐队只演了一首自己的曲目。

莱巴赫《音乐之声》MV拍摄于朝鲜

在一名朝鲜钢琴家的伴奏下,莱巴赫乐队翻唱了《音乐之声》,还有朝鲜族民歌《阿里郎》。


莱巴赫演唱的民歌《阿里郎》

莱巴赫《音乐之声》 专辑封面,2018年发行
自成立以来,莱巴赫乐队就以备受争议的美学和表演出名。乐队的早期视觉主要来自结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未来主义多种意象的图像,诸如鹿角、齿轮环绕的马列维奇黑色十字架等符号。

莱巴赫乐队,1983
莱巴赫的早期演出呈现大规模极权主义集会的特征,乐队名称Laibach带有法西斯的联想,Laibach这个德语单词正是纳粹占领期间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的别称。

莱巴赫乐队,1983
尽管乐队名字具有一定煽动性,但乐队的实际立场始终不明确,这意味着莱巴赫经常被指责为极左又或者极右的政治立场。他们持续着模棱两可的态度,在1983年一次电视采访中表示:“我们是法西斯主义者,就像希特勒是画家一样。” 

莱巴赫接受布拉沃电视采访,1984
1983年4月,乐队在首都卢布尔雅那进行了一场演出,现场还同时放映了一部色情电影和电影《革命仍在继续》,人类生殖器与当时的领导人铁托的影像一起出现,这直接导致警察叫停了演出。

M.B. December 21 1984》专辑封面
莱巴赫以国家权力的象征物作为诱人的陷阱,吸引观众讨论,然后再将一切都夸大到戏仿的边缘……实际上乐队所采用的策略极其简单,有效,容易产生误解。

莱巴赫乐队宣传海

作为一群老练的政治文化挑衅者,莱巴赫乐队是社会主义世界中唯一在西方取得成功的乐队,他们最早的口号是:所有艺术都受到政治操纵,除了那些使用相同操纵语言的艺术。
莱巴赫在舞台上表演戏剧,他们的舞台是20世纪最具挑衅性的视觉意识形态的舞台。
要了解这个乐队必须还要了解一下斯洛文尼历史。1941年斯洛文尼亚被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匈牙利瓜分。在纳粹统治下,斯洛文尼亚的国家身份面临彻底的毁灭,斯洛文尼亚的书籍、纪念碑被毁,城市名称被德语化,比如首都卢布尔雅那改名叫莱巴赫(Laibach)。
纳粹德国战败后,斯洛文尼亚成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帮助南斯拉夫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的党派受到尊重,且成为这个新国家的官方政党。前南斯拉夫在80年代的文化政策相对宽松,摇滚乐,这类资本主义享乐主义的颓废表现,并没有受到压制



德扬·克内兹(Dejan Knez),斯洛文尼亚艺术家、音乐家、画家,莱巴赫乐队创始人、前成员


1978年,德扬·克内兹(Dejan Knez)组建了他的第一支乐队Salte Morale,这基本上是莱巴赫的前身。1980年夏天,在克内兹的父亲,斯洛文尼亚著名画家、艺术家雅内兹·克内兹的建议下,乐队正式更名为莱巴赫。
南斯拉夫标志性军装上的徽章被取下,取而代之的是源自20世纪至上主义的前卫运动符号。


再之后,上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斯洛文尼亚独立,新世界秩序和前东欧集团进入自由市场经济,莱巴赫乐队也目光转向新的话题。


选自莱巴赫1980-84回顾专辑,1985年发行


莱巴赫《首都》,1992年发行

舞台上的墨索里尼


1982年莱巴赫现场,当时的主唱Tomaž Hostnik
在1980年代初的南斯拉夫,乐队公然使用纳粹时代的名字激怒了那些仍然记得战争的人,南斯拉夫老兵党派组织公开表示反对莱巴赫乐队,许多公开信在媒体上发表。
莱巴赫的现场表演更加过分,他们使用不和谐的军乐、政治演讲录音和狗叫声,并将这些描述为“政治力量的仪式化展示”。每场演出中,观众都要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异化循环即对极权主义的认同和同时对极权主义的不认同

1982年演出中的Tomaž Hostnik被瓶子击中
在1982年的一场演出上,当时的主唱Tomaž Hostnik穿着全套军装打扮成墨索里尼,他的脸被瓶子击中,他不但没有回应,反而保持着专制姿态,头顶鲜血继续表演。
Tomaž Hostnik,1961年出生于卢布尔雅那,1981年加入莱巴赫,1982年12月21日将自己吊在一个木制干草架上自杀身亡。他死后不久,市议会以“滥用城市名称”为由,禁止乐队在公共场合使用“莱巴赫”这个名字表演。

是法西斯还是前瞻性思维?


1989年莱巴赫乐队
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乐队在国际上的成功,以及人们对乐队艺术策略的逐渐了解,大部分对莱巴赫的反对意见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莱巴赫,2003

莱巴赫专辑《Wat》,2003年发行
在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下,莱巴赫将重点放在政治制度上,而到了资本主义世界之后,重点变成了流行文化和音乐。这激起了当时民族主义势力的愤怒,日后也正是这些势力推翻了南斯拉夫联盟。

莱巴赫《Live is Life》MV
1984年,莱巴赫翻唱了来自奥地利的欧洲流行乐队Opus的歌曲《Live is Life》。在MV中,雄鹿和壮丽的风景将浪漫民族主义的象征与纳粹军国主义的象征结合在一起,似乎揭示了一个埋藏在斯洛文尼亚令人不安的公共秘密,那些最能体现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的农民,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愿参与暴力德国化的人。


1984年莱巴赫于海格特公墓,摄影为彼得·安德森
1983年莱巴赫被禁演,随即乐队发表重要宣言,宣称乐队变成一个匿名集体,组织成员分别使用化名EBER、SALIGER、KELLER和DACHAUER,与当时的执政党玩起猫鼠游戏。

同年,乐队开启“占领欧洲”巡演,共巡演了8个国家16个城市。1984年12月,莱巴赫与其他三个艺术团体一起,创立了一个游击艺术运动团体,名叫“新斯洛文尼亚艺术”(Neue Slowenische Kunst),莱巴赫是这项艺术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人们对莱巴赫的普遍共识是,大量采用法西斯形象,从而引发人们对政治与政府的讨论。这种对极权过度“认同”的表现,渐渐被视为一种策略,就如同我们这个时代的“自干五”,像面镜子那样存在,无惧来自任何一方的诋毁与污蔑,这也极可能是朝鲜领导人没有意识到的精神内核。
莱巴赫的作品被广泛认为具有苏联式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探索意识形态与艺术之间的关系。通过将著名的流行歌曲改编成为军歌,莱巴赫展示给公众看似温和的音乐形式如何隐藏那些被压抑的极端情绪,比如披头士乐队名曲《回归》(Get Back),本是一首关于归乡主题的歌曲,在莱巴赫的改编之后,变成对移民的警告,回归变成远离。

选自莱巴赫2009年发行的专辑《Let It Be》
如今,莱巴赫被定性为一支由法西斯乐队而转变为具有颠覆性、前瞻性思维的乐队,人们对这种转变的认可和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伊·齐泽克,齐泽克曾将莱巴赫对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美学的过度采用,解释为一种反法西斯主义

莱巴赫成员Ivan Novak、Milan Fras、Dejan Knez和Ervin Markošer,2003

莱巴赫专辑《Reproduction Prohibited》,2012年发行
事实上,莱巴赫既没有公开批评也没有嘲笑过法西斯主义,他们只是模仿其策略并忠实地复制其美学
齐泽克认为,那种看上去愤世嫉俗的讽刺表演,才恰恰是对系统的认可,因为系统需要呈现一种通过批评来展示异议的面貌,以此确认其存在,以便更好地发挥系统的作用。然而,真正对系统的颠覆只有通过直接复制它来实现,就像莱巴赫那样
莱巴赫对法西斯主义模棱两可的态度是有意而为的,因为在没有任何讨论和解释的前提下,仅仅呈现法西斯符号和姿势,既可以看作支持也可看作反对
通过这种徘徊的极端策略,莱巴赫真正迫使观众选择自己站在哪一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表演可视为对政权的顺应,以及为观众提供决定的自由。出于这个原因,莱巴赫作为第一支在平壤举行演出的乐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莱巴赫,2011
朝鲜政府显然很高兴发现了一支似乎支持中央集权意志的乐队,然而大多数人或许会怀疑,这是对朝鲜最高领导人开的一个天大的玩笑。
但事实上,两者都不尽然。莱巴赫的极端策略其实对两大政治阵营都构成了强有力的挑衅,他们是属于特定语境下的当代艺术标本。正如齐泽克所说,莱巴赫“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问题”,问题往往比答案更具颠覆性
呼吁所有公民  2018

为死而生(重新审视) 2020

这么看的话,莱巴赫可以说是一支活跃至今的,集军事工业、新古典暗黑、前卫实验电子为一身的,开放性跨媒体艺术团体。
在近期一次采访中,莱巴赫坦言:我们是马塞尔·杜尚和雅克·塔蒂的门徒,我们不练习愤怒,我们不是朋克乐队,我们靠能量驱动。艺术是挑衅,挑衅本身并没有错,我们要看它为什么以及在什么语境下发生。总的来说,挑衅是好的戏剧、好的音乐、电影或书籍的必要条件。

©莱巴赫(Lai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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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绘画艺术坏蛋店II”作者:邸特绿(ID:dixiaowei321)。大作社经授权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大作社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