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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选取了三篇大卫·奇普菲尔德发表的社论，主题分别是规划，住房和遗产保护，由他的第一视角叙述我们可以更真切地看到他对世界现状如何关注，并且仍没有放弃呼吁更多人建设更好的未来。

规划和协调是我们重新调整资源和专业工作意义方式的基础。在当今时代，规划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理念与规划作为城市发展必然要求的现实从来就不是那么容易并存的。

战后大型项目的失败让规划和建筑都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公信力，这几年这种信心的丧失因专家地位的逐渐降低，以及对限制阻碍城市和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发展的企业家心态的屈服而愈演愈烈。现在，城市发展受到私人、全球投资和快速上涨的土地价值的推动，我们的公民项目，其中包括是公共交通、住房、文化中心、医院以及学校系统，都容易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

基于对进步和保护、对自然以及最终对我们居住地特征的冷漠态度，如何规划未来成了一个似乎所有人都在关心但是没有实质进展的难题。与其大胆地思考如何塑造我们的未来，不如回顾过去，问问哪里出了问题。

但我毫不怀疑建筑师愿意将他们的努力用于共同利益，在最好的情况下，规划不代表行政障碍；它是一种强大而微妙的调解机制，可以平衡市场力量与公民的关切和权利，以及保护我们的环境。没有哪个社会阶层对我们生活和工作场所的特性、社区的力量和我们的环境质量有更多的既得利益，这是属于建筑师的领土。

然而，近年来因缺乏规划而造成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裂痕既无法通过严格的限制和刺激措施，也无法通过重新调整公共支出来纠正。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再让这种受短期全球投资驱动的不受阻碍的发展成为常态化，作为设计师、建筑师和规划师，我们处于一种特权地位，可以坚持认为我们非商品化的环境，即居住、上学、工作和聚会的地方在塑造我们的城市方面发挥着基础和积极的作用。此外，城市设计师是唯一有能力将有关城市环境的大量信息、需求和愿望融入具体形式的人。

我们对于这种情况一清二楚。我们知道，当允许这些多样化、复杂和支持性的环境存在时，社会就能蓬勃发展。我们有责任跨社区合作，创建更好的规划参与模型并引起人们的注意。以首尔为例，其2030年首尔计划是由市民与实践者一起设计的，还有苏黎世，公共、行政、开发商和规划人员之间的协作规划方法已经发展成为共同标准和共同行动。

这诚然是一个相当瑞士的解决方案，但他们说明了规划过程中当地参与的关键问题，以及这如何能够重塑规划师作为专家的公众形象。在瑞士公民和利益相关者高效合作的地方，其他城市却面临更多阻力和反对，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人会赢，规划自然也会失败。

简·雅各布斯 (Jane Jacobs)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道：“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已经变得十分软弱，我们不再关心事情是如何发展的，而只关心他们给人什么样的快速、轻松的外在印象。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城市或我们社会的许多其他方面可能就没有希望了。但我认为并非如此，特别是在城市规划方面，很明显，许多善良而认真的人确实非常关心建设和城市更新。”

规划问题在哪里？谁做的？给谁做？只要人们需要城市居住，就一直在两极分化。但我们应该把属于建筑师的时刻视为重新调整优先事项的机会，考虑如何重新定位建筑实践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这不是通过牺牲建筑的物理和形式潜力，甚至是其代表性的重要性，而是通过以更负责任的方式关注创新、研究和想象力，建立社会基础设施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商业影响力，并让公民走到一起来实现这种未来。

如果你从西面进入伦敦 ，就不能忽视格伦菲尔大厦，这座27层高的议会大楼在2017年起火，燃烧了60个小时，造成72人死亡和多人受伤。现在，这座纪念碑被白色防水油布包裹着，不仅提醒人们注意管理不善和维护不善，而且还象征着遍布世界许多城镇的社会不平等和冷漠。

与此同时，在伦敦的其他地方，新的豪华塔楼拔地而起，成为土地价值开发和全球投资的象征，明显缺乏规划策略是许多城市此类住宅投资项目的典型特征。虽然他们个人可能有合理的建筑理想并且建造得很好，但他们却明显没有参与健康城市的建设，所谓健康城市是指社会层面以及个人都感到舒适安全的城市。

鉴于这些项目受到其自身商业框架的合理保护，我们可能期望它们在对城市环境特性的贡献方面更具示范性，可惜他们仍然专注于自己的商业标准。

但比他们缺乏城市品质更严重的问题是个体和社会孤立的趋势。这种与周围结构的分离放大了城市的概念，社区不再是具有微妙阈值和充满活力的物理区域，不同背景的人可以自由出入，而是成为一系列由经济标准和商业绩效定义的区域。这可能会让围场内的人感到安慰，但它无法为围场外的人提供任何东西。或许在不知不觉中，这种方法夸大了分歧并忽视了城市作为共享空间、社区基础的理念。

任何居住地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其中的生活方式，住房是任何城镇或城市社会结构的基础，为了真正提供应该奠定我们归属感的积极物理环境，它们必须成为包容的典范，必须有意计划，不应该由经济动机或不情愿的责任来决定。因为住房不是商品，这对人来说至关重要。

如今，优质且经济适用房已不再是市场优先考虑的问题。它似乎也不再是公共责任，当然也不是促进社区意识或生活质量的形式。自由市场有能力发挥创造力，但就住房而言，它仍然笨拙保守，很少展现出与商业成功无关的品质。

战后年代见证了社会住房的巨大创新，这也是产生最有趣建筑的领域。诚然，许多设计构思不佳，实现或维护更糟糕，但其他一些示例展示了超出简单权宜之计的想法。但是将住房视为一项权利以及建设更美好社会的关键部分的协调提案在很大程度上已完全消失。

住房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世界上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其中有高得无法接受的比例生活在不宜居的环境中。这个问题甚至不属于紧急情况，也不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它挑战了我们对城市的传统观念，同时威胁到有尊严地生活的基本人权。在任何地方建造足够的住房都需要众多利益相关者之间不断地协商。

它还需要合适的解决方案，成功的住房计划需要重新认识地方、环境和社区的基本价值，虽然这不能弥补健康、安全或教育等所有方面的问题，我们的政治家和领导人必须对此负责，但它至少可以帮助建立一种归属感。

提供住房和建设各种规模社区的需要还涉及到面对我们面前的环境挑战。不负责任地在外围和绿地上建造低密度住房是出于便利和交易企业的动机，以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城市中，不考虑社区，不加思索地建造重复的住房街区，无疑是建造了未来的贫民窟，我们目前的解决方案既不合适也不可持续。

如果任其自生自灭，私营部门不会承担规划、减少环境影响或煽动将社会凝聚力置于金融效率之上的类型学的责任。此外，我们几乎看不到普遍需要的政治参与和刺激类型的证据，但我们不能继续想象，在豪华投资投机和紧急避难所之间的某个地方，我们可以在维持地球资源的同时为人们建造家园。

只有认真解决住房问题，尤其是社会住房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开始应对社会不平等和环境的双重危机。我们已经知道环境设计和周到的住房规划是我们生活的基础，我们也不需要别人来提醒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建筑师一直以观察者的身份，由于政治孤立或商业同谋而不知何故被排除在这个过程之外，深信我们无助和绝望的超然。

但是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挑战，谁能呢？

珍惜建筑和地方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珍视它们所承载的记忆和想法，以及我们的投资。保护和爱护物质遗产是我们对人类状况的理解所固有的，这是我们纪念人类不断努力和不断渴望开化自己的方式。对通过人类努力和亲密才能创造的事物的直接欣赏以某种方式压缩了背景和历史，这种保护、修复甚至恢复的冲动不仅是我们对以前文明的尊重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在自己的时代如何定义自己的一部分。

如何纪念过去并解释遗产也在不断发展是个问题，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高度评价古典世界的成就，但他们将这些历史代表人物视为另一种文明成就的记录，而且是可以效仿甚至超越的东西。

虽然今天我们保护这些物品，并尊重它们的历史完整性和真实性，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并没有超越通过改进来投资修复的想法。17世纪，在世的伟大艺术家相信他们比前辈更优秀，从模仿和跨越时间的竞争中获得自信。

维欧勒·勒·杜克（Eugène Viollet-le-Duc）想要改善哥特式建筑，他的工作既有人赞同也引起了争议，随后的讨论促使人们重新考虑修复和保护古迹的行为。约翰·拉斯金、威廉·莫里斯和其他人呼吁采取一种更加尊重的方式，一种保护原始结构并禁止解释或艺术干预的方式。

罗斯金有点恼人的道德基调成为所有未来修复和修复规范的基础，最重要的是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它构成了今天建筑保护和修复的框架，很难想象当代的修复者或艺术家会借机从旧作品中创造出新作品，借机展示自己的才华。

虽然在道德和思想上是一个精确的立场，但对原作的高度尊重，受到真实性和历史观念的保护，使关于旧事物和新事物地位的困境浮出水面。

关于未来、进步和创新的激进思想主导了20世纪。这一时期的建筑和规划将许多伟大的畅想变成了让人失望的现实。我们的建筑环境发生创伤性演变，将城镇从以人为中心的地方转变为以交通系统、规划效率和最近的投资力量的名义将我们边缘化的地方. 这不仅让历史贬值，也刺激了人们对未来主义前景的信心丧失。

今天，我们对未来的怀疑因气候变化以及对资源和能源有限性的日益了解而更加复杂。紧迫的形势要求我们面对许多关于过去和未来的问题，因为现在要确定自己文明的遗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存在。

在关于自然环境和生态的讨论中，保护是很好理解的。我们必须通过建造的方式重新定义与自然世界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保护什么、如何发展和改进、如何共处以及如何使用我们的资源，都取决于对这一秩序和所处位置的理解。

我们现在还必须重新考虑规划和重建原则，以及支撑这些原则的商业利益和自私本能，我们所继承的东西不仅是一种历史记录，更是建筑和自然世界的一种生态。我们要找到工具治理结构，以确保未来的建筑环境可以在考虑发展与保护、创新与连续性的明显冲突压力的情况下进行规划。

我们越来越多地质疑与环境危机相关的、不分青红皂白增长的影响、建筑的有害影响以及对现有建筑的再利用和改造日益增长的考虑，更全面地了解自然资本和文化遗产，才可以确保子孙后代的生活质量，不丧失基本的社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