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术辞典》主编徐建融，1949年出生,上海人。1980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物理系。著名美术史论家、书画家、1984年毕业于浙江美院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工诗文，擅画山水、花鸟。长期从事美术史论研究、书画鉴定和美术教育工作。现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第九届、十届政协委员，上海市十五规划文学、艺术、新闻学科评审委员，《大辞海》编委暨美术卷主编，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
“美术”这一名词在中国的出现，以及美术作为一门独立人文学科的成立和发展，是与向现代转型的思想启蒙和政治实践同步的；同样地，“大美术”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向世界接轨同步的。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大美术”的趋向不仅体现于美术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更向高校教育和美术出版等方向扩展。同时期的中文美术辞书，为了展现美术学科知识体系的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开拓，自然也受其影响。这也体现了美术辞书的时代性。这种影响随着时代发展和知识积累而逐步深入，其脉络可以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辞海·艺术分册》（1980）、《中国美术辞典》（1987）、《中国美术大辞典》（2002）、《大辞海·美术卷》（2012）中寻绎而得。即将面世的《美术辞典》，正是循此脉络而继续发展的最新成果。主编徐建融先生不仅是第五、六、七版《辞海》美术学科和《大辞海·美术卷》的分科主编，亦为《中国美术大辞典》的编委和主要撰稿人，有着丰富的美术辞书编纂经验，对前出诸书的得失颇有深刻体会。《美术辞典》的编撰工作启动于2013年，即《大辞海·美术卷》出版后一年，其目标是“更精简同时又更全面”（见《美术辞典·前言》）。
徐建融（左）向上海图书馆捐赠手稿
这一目标乍看似有自相矛盾之处——“精简”指向“少”，而“全面”指向“多”，二者如何得兼？事实上，包括美术辞书在内的工具书，因其服务于读者求知欲的实用性，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满足不同场景下的查检需求，一直不断向着“大”“多”“全”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趋势不仅体现于收词数量和条目字数的增长，也体现于专科工具书选题的深化、细化。它根植于知识的无限性和书籍容量的有限性之间的固有矛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数字辞书及相关网络服务（如维基百科等）对传统的纸质辞书构成了极大的冲击。载体或介质的变更和进化，当然为前述矛盾的缓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想象空间，但辞书并不仅仅是足量条目的累加，其质量与条目的组织方式亦息息相关。辞书的编纂，意味着对于所提供的知识或事实的单元化（条目化），必然面临表达上集中性与分散性之间的矛盾。因为单个条目并不包含相关的全部信息，总是依赖其他的条目，依赖条目之间的有序编排形成的特定逻辑。辞书给予读者的不仅是知识或事实本身，更重要的是它在特定逻辑中的定位和意义。逻辑不同，词目选收和分类的依据、体系平衡的考量、条目释文的写法也就不同。而这些都展现了辞书的知识体系和学科视野是否自洽、是否具有内在统一性，也决定了辞书条目在查检利用上的有效性。《美术辞典》的“更精简同时又更全面”，正是着眼于“大美术”视野下历史和时代“存在即合理”的条目有效性。
徐建融主编《美术辞典》
如前所述，“大美术”的影响见于《辞海·艺术分册》《中国美术辞典》《中国美术大辞典》等美术辞书，而且随着体量的逐步升级而更见深入。如《中国美术辞典》计有九大学科十大门类：中外通用美术名词术语，绘画（包括中国画、年画、水彩画、水粉画、油画及装裱工艺等），书法，碑帖，篆刻，版画，建筑艺术，工艺美术，陶瓷艺术，青铜艺术和雕塑。每一学科下又分有专科名词术语、流派、艺术家及著作等。《中国美术大辞典》则调整扩充为十大学科十一大门类，包括通用名词术语、绘画、版画、书法、篆刻、少数民族美术、工艺美术、建筑艺术、陶瓷艺术、青铜艺术、雕塑，其中绘画学科还增添了漫画、岩画、年画等领域的内容，视野进一步拓展，体系也相对更为合理，但愈见明显的一大弊病是缺乏体系内各部分平衡的考量，所知多的不免过滥，所知少的则常有缺漏。在中文美术辞书的编纂中，这既体现在重绘画、书法、雕塑等门类而轻工艺美术、艺术设计、建筑艺术等门类上，也体现在中外词目之间的不平衡上。有鉴于此，《大辞海·美术卷》有意识地针对上述薄弱环节进行了改善，对原本的学科体系也再作调整，分为九大类：通用名词术语，绘画，书法篆刻，雕塑，建筑艺术，工艺美术与艺术设计，摄影，机构与团体，鉴藏、著述与报刊。遗憾的是其编纂出版受制于整体《大辞海》的规划，没有足够的时间落实全部构想，在学科视野的全面性、知识体系的平衡性和词目分类编排的逻辑性等方面，仍有所欠缺。
徐建融主编《美术辞典》内页
《美术辞典》在编纂过程中，继承并全面地检视了此前中文美术辞书的成果，同时亦参考了一部分外文美术辞书，对体例尤其是类目分级作了较大的调整。过去的分类中，如绘画、书法篆刻、建筑艺术等为学科类，表明词目的内容属于某一知识领域，而名词术语、机构与团体等则是非学科类，表明词目的性质，二者并置，不免在逻辑上有前后不统一之嫌。《美术辞典》的全部词目首先分为四大类，即名词术语、人物、作品、机构与团体，相对简洁且更符合专科工具书的使用逻辑，分类体系上也更为自洽。名词术语大类下分通用、绘画、书法篆刻、雕塑、建筑艺术、工艺美术与艺术设计、摄影、鉴藏与著述八个小类；人物大类下分绘画、书法篆刻、雕塑、建筑艺术、工艺美术与艺术设计、摄影、鉴藏与著述七个小类；作品大类下分绘画、书法篆刻、雕塑、建筑艺术、工艺美术与艺术设计、摄影以及鉴藏、著述与报刊七个小类；人物、作品类词目的小类及机构与团体大类下分中国、外国两类。词目选收从读者求知的层次出发，以查检率和学科知识结构为依归，以常用词目为基础，兼顾学术上的稳定性和知识更新的需要，保持各学科、中国与外国之间词目体量的相对平衡，删汰过深、过细、过新的词条，以及见词明义无需解释的词条。
徐建融主编《美术辞典》内页
新增词目也同样基于拓宽视野、平衡体系的考量，半数以上为国内同类工具书所鲜见，析而论之，其增收方向有三：其一，填补学科视野中的知识盲区，查漏补缺。“大美术”打破了工艺美术、建筑艺术、艺术设计等属于实用美术的门类与传统的纯美术之间的界限，亦涵盖了影像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现代艺术门类。这一理念不同程度地体现于国内各类美术相关的辞书中，但也往往顾此失彼，颇多疏失。《美术辞典》增补的词目中，如外国工艺美术、舞台美术等领域的一部分，即是属于过去常被忽略的。其二，对知识体系中相对薄弱的环节，有针对性地进行增强。以“艺术设计”为例，虽已在《大辞海·美术卷》中跻身九大类之一，但其收词情况与其理论和实践的疾速发展相较，仍感不尽人意，尤其外国部分，留有颇多缺憾。《美术辞典》注意覆盖艺术设计的不同门类，增收词目包括有代表性、在设计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作品或品牌，如法国、意大利、英国的一些服装设计师等。其三，为了保持中外之间（或各门类之间）体量上的相对平衡，以对等原则选收词目。“大美术”概念的发生影响，既是20世纪以来对于中国美术自身发展问题的一种回应，也是中国对外开放后积极融入世界美术潮流、传统与现代“互补并存”的一种表现。在此基础上，回望艺术史，也可以发现各异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接受外来影响对于形塑艺术传统的作用。由此，美术辞书的知识体系不仅应当涵盖“大美术”的诸多门类，而且必须留意所收中外词目，使之在总量和每一重要性层级的数量上都能大致相当，又能体现中外美术的交流和互相影响。如中国绘画部分向来是美术辞书的传统强项，故《美术辞典》相对地增补了外国绘画部分的词目，包括关于外国绘画的画种、技法、风格流派的名词术语，以及成功立足异域画坛的华裔画家，受中国宋元水墨画、明清文人画影响的日本画家等。又如书法、篆刻类的词目当然以中国占绝对优势，但汉字文化圈内的其他国家亦有名家和传世名作，新增词目中“松花堂昭乘”名列“宽永三笔”而此前失收，在另两人（本阿弥光悦、近卫信尹）及“宽永三笔”作为术语都已收录的前提下，确是有必要补收的。
徐建融作品
除体例调整、词目增删外，词目定名、分级归类上的辨误求真与精益求精也完善了《美术辞典》构筑的赋予知识（或事实）以意义的特定环境。如美术史著作类条目中，有“维也纳文化的起源”一条，据释文，该书由奥地利艺术史家维克霍夫（Franz Wickhoff，1853—1909）和哈特尔（Wilhelm von Hartel，1839—1907）合著，分析早期基督教手抄本插图。书名（原文为Die Wiener Genesis）所指的是现存最古老的《圣经》彩饰手抄本（奥地利国家图书馆藏），约制作于公元6世纪上半叶，其内容来自《圣经》的第一卷《创世记》（Genesis），因藏于维也纳（Wiener）而得名。故书名以译作“维也纳创世记”为宜，词目定名从之。又如名词术语中的“印象派”，原本置于二级分类“通用”下，指称一种文艺思潮和艺术流派，相关的画派称“印象画派”，又有继之而起的“后印象画派”“新印象画派”，都在二级分类“绘画”下。但无论在出版物、学术写作及日常应用中，以“印象派”指称该画派的频率远高于“印象画派”。因为印象派主要表现于绘画上，表现于其他领域（雕塑、文学、音乐等）并不突出，或实则仅是概念的引申与借用。作为画派名，“后印象派”“新印象派”的使用率也远高于“后印象画派”“新印象画派”。综合考虑定名的科学性和查检上的实用性，“印象派”“印象画派”两条最终合并为“印象派”一条，作为绘画术语，而“后印象画派”“新印象画派”亦相应地分别改为“后印象派”“新印象派”。词目定名中，人名、地名、机构名、书名等专名和思潮流派、理念概念等专用术语，尤其是各种译名的定称，向来是专科辞典编纂中的难点。译名的不统一往往成为影响辞书质量的重要因素。《美术辞典》的译名选用，大体上与《辞海》系统保持一致，人名、地名一般统一按照各语种的译名手册翻译，译名手册未收录的，按相应的译音表翻译。选用的原则是兼顾准确性（符合外文原意，音译则符合原文发音）和通行性（照顾一定范围内约定俗成的译名）。
徐建融作品
《美术辞典》的编纂和审订以《大辞海·美术卷》为起点，打磨十年，其间经历了《辞海》（第七版）美术学科的修订，吸收了关于基础词目的一部分成果，亦延续了 “一丝不苟，字斟句酌”的《辞海》精神。而相较于成于众手的大型、超大型辞书，中小型专科工具书更易于把握全局，在内部逻辑和释文写法上尽量保持统一和自洽，以准确的语言、可靠的资料，达成严谨的释义。这正是《美术辞典》在条目编撰上的用功之处。编撰者在全面掌握相关资料、广泛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系统性的增删、修改、重写，提升了释文的质量。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根据词目的性质，补全要素，更新知识。如“中国画”“写生”等较为重要的基础性术语，内容涵盖了所指内涵之演变或产生的不同义项，及其相关的书证。同类条目在内容的要素上尽可能保持一致，如人物条目都应有定性语、祖籍或出生地、求学及任职等经历、艺术风格或主要成就、代表作或主要著作等。当然统一之下，亦有变化。如部分艺术家（尤其是工艺家）以某种风格或工艺名世，并无代表作之说，则可略去代表作一项。术语类及作品类词条因对象的多样，写法更为多变，但定性语相同或相近者在内容要素上也类同，如“中国园林”，释文都包括地理位置、占地面积、历史变迁、风格特色、主要建筑等，以求扼要而充实，并具有内在统一性。二是在保证释义准确、全面的前提下，尽量使释文文字的多寡与词条的重要性相符。三是使用准确的专名并保持前后一致，订正基本资料或书证上的疏失讹误。如出现在朱屺瞻、陈抱一、卫天霖、关良、倪贻德等近现代艺术家留日经历中的“川端画学校”，是一所创建于1909年、旨在培养日本画人才的私立美术学校，故其校名不宜译作“川端绘画学校”或“川端美术学校”。又如雕塑家萧传玖1933年入日本大学艺术科学习雕塑，此学校虽然也在东京，但并非《大辞海》及其他一些著作所说的“东京大学”或“东京帝国大学”。四是相关词条之间内容做到互相呼应，避免落空。如“壁画”条增加了“湿壁画”“干壁画”的释义内容，这不仅是必要的补充，也与其他提及“湿壁画”的绘画流派类术语（如“翁布里亚派”等）形成了呼应。
古人有“校书如扫落叶”之句，落叶随扫随生，意谓错漏之处虽经反复校核仍在所难免。工具书编纂亦如是。而对《美术辞典》，编纂者与出版者尽己所能，如主编所言，“我们希望，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是一部最完整的美术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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