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良：笔法也有秘密 | 大米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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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海良

笔法就好比是音乐中的1、2、3、4、5、6、7七个音级，在作曲家的组合下，可以变成一曲动听的乐章，如歌如泣。如贝多芬的《命运》就是这7个音级的最佳组合，达到了极致，达到了无法超越的地步。

篆书的笔法相对简单，如音阶的组合也相对简单，好比是：1、2或2、1，其丰富性是不够的，朴素的声响还不能组合成一个动听的乐句，遑论旋律？

隶书笔法的组合已趋复杂，如同：1、2、3，或1、3、2或3、2、1，还有3、1、2…但旋律仍较简单，手法单一，重复的东西还很多，不能按自己的性情来随意组合，抒情性能在书写中，明显受到限制，如横画的“波磔”，基本上每个字中就要出现一次，像程咬金的“三斧头”，往复使用，黔驴技穷，易被识破，“编码程序”似乎简单了些。但是，这些书体的上乘之作，往往显示出朴素、简约之趣。

行草书的笔法组合形式渐趋复杂，具体表现在魏晋时期，这一阶段是笔法组合生变的关键期，也是行书、行草、今草等书体全面成熟期。

陈海良临王羲之《临川帖》等四帖

随着审美理念的转变，人物品藻的盛行，书写艺术性的凸现，人性的自觉，笔法的组合如七个音级随个性、性情，在充满激情的节奏中，达到了梦幻般的程度，巧妙组合成动听的旋律，汇聚为生命的乐章。

如同作曲家的创作愿望，不仅要把七个音级安排得如何稳当，更应如何抒发心中的情缘，或者说对社会、人生的感慨；歌唱家也不仅是把每一个“音”表达得如何准确，而是更加需要把自己激越的情感淋漓尽致地展现在高吟低唱之中，从而与观众有了心与心的共鸣。

魏晋时期的书法如同音乐（音乐哀乐论）也已走向了人性的自觉。七个音级好比各种笔法，这些笔法在时代的审美关照和艺术家各自遭遇的时间节点上，取精去粗，在情性的发挥下，按书体的具体要求及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而顺势变通。当然，也有像《书谱》中的“五乖”、“无合”等因书写场合的不同也会使笔法的组合产生很大变奏，从而导致点画的变型，风格的变易。

陈海良陶渊明《饮酒》两首

可见，笔法的组合虽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变，但自然生发是前提，并以节奏或弹性等在情感的统摄下进行的合理的组合，有的相对单一，有的较为复杂。在具体的书写中，正是不同的组合导致了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在章法上判若两人，也导致了同一时期不同作者之间的迥异风格，甚至还关系着不同历史时期书法审美理念的颠覆。

比如，王羲之的信札类，常用铺毫、圆转、提按及少量的顿挫来进行组合，其中，圆转、铺毫的并用，保证了点画的圆润、光洁，且铺毫是主笔调，提按则体现了点画的粗细及运笔过程的丰富性。如王铎，他的用笔就较为繁复。铺毫、圆转、绞锋、刷笔、提按、顿挫等相交替混杂或相融合并用，其中绞转、顿挫之笔几乎成了主笔调。

从王羲之和王铎作品来看，风格几乎逆转。所以，在一件作品中很少有单个与单个进行组合的，而是一连串与一连串的相互组合，或者用武术动作来讲是组合拳与组合拳的连贯套拳，在王铎行草中随处可见这种巧妙的组合。所以，从外在图像语言来看，王羲之作品内敛、含蓄，王铎作品外露、张扬。

王羲之独坐帖游相本

当然，这种变异也有病态的表现。比如徐渭的狂态，笔法的组合应用在他的手下犹如“醉拳”，“醉态”下的组合就是失控，通过“狂态”来使得笔法及其组合产生一种浪漫的迹象，他往往在组合，凸出某一笔法，重复、加强使用，甚至是神经质的，以此达到颠狂的效果。这种颠狂与张旭怀素的狂草所体现的笔法组合是不一样的。

每当我们面对一幅行草佳作时，会被其强烈的节奏感所吸引，眼花缭乱。其实，这都是通过笔法的组合来发动的。有的内敛，有的张扬，有的颠狂，有的变态。其间的组合是一套连着一套，环环相套，起承转换间纲纪有序。

不过，这也涉及到笔法与笔法间的纽带问题，也即“关节”，它是笔法充满律动和心性的关键。“关节是最重要的，更是“法”的显现。它可以使有机的部件组合，使一个个不同的部份链接，变成一个有机的系统，从而塑造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有机整体，也是最能体现作者对笔法的理解和对书法的修养，它是顿挫的体现，节奏的具体化。

王铎单椒秀泽轴

所以，书法中法的体现，不仅体现在一笔一划的精准把握，更是体现在对各种笔法功用的了解及合理应用与组合上，“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谓书”。因此，巧妙的组合往往是作者对笔法所起的功用、熟练的表达及最终效果等有着相当的体悟，也体现出对笔法与笔法间的配合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书写材料等的关系，当然还有这些所包含的一切因素在章法组合中的掌控。

笔法的组合不仅使得书写本身更加符合人的生理机能，也由此导致了书体变异、个性风格的突出。有着书体间笔法呈主导方向的组合应用，更有作者个性化的自由组合，并在不同的场景中虽情性的变化而生变。尤其是当笔法的组合在情感、个性、材料、工具等的关系相交杂的情势下，更是笔法组合奇妙的开始，特别在一些经典性的行草书中，这种奇妙达到了巅峰。

自魏晋以来，法的组合已没有固定的程式，随心性的流淌处在个性化的自由组合之中。法由情出，法由势出，法的组合更是复杂情感的外化，是为抒情言志的“造景”（章法）服务的，组合之法所显现出的丰富变化和律动就像动听的乐曲，有小桥流水般的轻快怡人，也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奔腾浩荡的痛快与气势，让人荡气回肠。

不过，在当今书法创作中有着一部分先锋派作品，它们受西方理念的扰动，有的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习惯，对传统书写法则作了过多的“破坏”，属于知法“犯法”的状态，想通过西方的形式语言来改造中国书法，这种法的变异、组合就不在中国书法的法的范围之内了。可见，法的组合还必须在中国传统书写法则之内才能来深入讨论。

徐渭唐岑参《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诗

总之，笔法的组合首先体现在书体上，每一种书体有着各自稳定的规律性组合特征，而这种规律是很难被打破的，否则就成了不伦不类的“杂体”，在书体的演进中这是一种自然的分化现象，今人想在此突破是不易的，古代的“过渡性书体”本身是一种淘汰性书体，它可以给我们以创作的启示，而不能成为时代的主体风尚。

其次是个人风格上，个性风格是体现在情性化的随作者意志的自由组合，反映书写习惯、审美趋向、兴趣情致等，也反映出作者的书法修养，在受制于书体的前提下，随性情而对其进行有意取舍，并个性化地自由、和谐地组合，这是书法“形而下”的技的关键，是法的核心。如此，“千古不易”之“法”才成了“活法”。法才能成就书写的高度，灵光闪现，情有所依，显示出一种和谐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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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良（1968—），江苏常州人。文化和旅游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创作部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文学博士，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家艺术基金评审委员，国展评委，中国书协草书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