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千年前的岭南地区最流行用什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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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印度尼西亚爪哇海的西北部水域发掘了一艘沉船，因位置靠近印坦油田故被命名为“印坦沉船”。这是一艘10世纪的东南亚籍海船，长约30米，宽10米，原船华丽且装载了大量的货物，包括了大量来自于中国的陶瓷器和其他文物，共计有7309件陶瓷器和6153件非陶瓷器文物，其中还出水了不少南汉国铅钱和银铤。

学界多认为这是一艘从广州贸易归航的商船，船上的钱币为世人展现了一幅南汉国海贸画卷。

沉船示意图

10-14世纪中国和东南亚、南亚等地进行海上贸易的航线和重要地点示意图

南汉国最为流行的

“乾亨重宝”铅钱

南汉国是五代十国时期据守岭南的政权，由刘隐、刘岩兄弟建立，历三世五主，共五十五年（917年—971年）。得益于刘谦在粤西封州经营多年的军事力量和物资储备，刘氏家族在岭南地区各方势力的角逐中崭露头角。刘隐时期，开始走出封州、进驻广州，奠定了在岭南建国的关键一步。刘隐去世后，其弟刘岩（又名刘龑）继任，公元917年（南汉乾亨元年）在广州称帝，国号大越，改元乾亨。次年，改为汉，史称南汉。

南汉皇城东城墙基址

刘岩登基后，为南汉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政权机构，使刘氏政权从藩镇体制成功转变为王国体制。还精心制定了具体的治国方针，来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和文化，尤其重视货币流通和对外贸易，使南汉步入良好发展期。

南汉德陵墓室，为南汉烈宗刘隐陵墓

南汉康陵墓室，为南汉高祖刘岩陵墓

南汉之前，岭南地区的货币经济并不发达。南越国时期没有流通的货币，这在南越文王墓没有出土钱币可见一斑；六朝时，岭南地区百姓多用盐米布进行交易；唐代，岭南除用钱外，也用金银、丹砂和象牙等进行交易。

南汉立国后，岭南的货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最为显著的一点是乾亨重宝的铸造和流通。南汉开国之年（公元917年），刘岩即下令铸造“乾亨重宝”铜钱，后来由于铜矿资源缺乏，改铸铅钱，“十当铜钱一”。

“乾亨重宝”铅钱

“乾亨重宝”铅钱有三种类型，光背、背有“邑”字和背有“邕”字。关于这三类铜钱，目前学界有不同看法，其中一个看法认为三种铜钱分别是三个时期铸造：光背铅钱存世最多，应该是从南汉立国开始铸造，并且流通时间较长的一种类型；背有“邑”字铅钱多被认为是南汉国第三代王刘晟货币政策“城内用铅、城外用铜”在货币铸造上的体现，“邑”字是京城，也就是南汉国政府所在的都城广州之意；背有“邕”字铅钱是刘岩之子刘耀枢被封为邕王坐镇邕州时所铸，由于刘耀枢没几年就因病去世，故此类铅钱数量最少、流通时间最短。

“乾亨重宝”背“邕”铅钱

“乾亨重宝”铅钱是南汉国时期最为流行、数量最多的钱币，目前考古中出土了大量“乾亨重宝”铅钱：

1953年至1957年，在广州市及近郊的孖鱼冈、黄花岗、桂花岗及西村公路等四处发现窖藏的“乾亨重宝”铅钱两千余斤；1980年在广州梅花村一处工地上发现一批“乾亨重宝”铅钱重约20公斤；1981年在广州黄华路基建工地出土窖藏的“乾亨重宝”铅钱四五百斤；1999年至2000年在广州光孝寺的发掘中也发现了不少……

乾亨重宝铅钱南汉广州市第十六中学工地出土

除了发现大量的“乾亨重宝”铅钱，还在阳春市发现了冶铸铅钱的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0.6—2米，堆积中含大量炉渣，并出土了“乾亨重宝”石质钱范，钱范为板岩制作，圆角长方形，每个范上有10—12个圜钱模，阴刻钱文“乾亨重宝”。

梅花村工地出土的“乾亨重宝”铅钱拓片

阳春市出土的“乾亨重宝”石质钱范

南汉王朝所铸的“乾亨重宝”铅钱在南汉国内使用至南汉降宋，共五十三年，是目前已知的我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的铅钱，且使用时间之长也是极为少见的。但由于南汉后期统治者腐败无能等原因，铅钱这种低值货币引发了通货膨胀，最开始的十个铅钱相对于一个铜钱的“汇率”到了乾和六年（公元943年）已难以保障，南汉国政府开始实行“城内用铅，城外用铜，犯者抵死，俸禄非特恩不给铜钱”的规定以聚集价值较高的铜钱。

南汉钱币见证岭南海贸活跃

钱币在岭南的流通，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商品流通，从而影响了岭南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岭南地处沿海，拥有悠久的海贸历史和优良的通商港口，南汉国时期也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这也使得南汉国获得巨大商业利益以维持在岭南的统治。

印坦沉船出水了100余枚南汉国的流通货币——“乾亨重宝”铅钱，此外还出水了铸有及刻有“桂阳监”和“监税（或盐务）上色银”字样的银铤。经考证，这些银铤被认为是南汉国桂阳监铸造，后由盐税专知官陈训等封缄后付予外国商人购买外商货物，随后与中国瓷器等商品随船从广州运往东南亚。

刻有“桂阳监”样式的银铤

印坦沉船上的“乾亨重宝”铅钱

钱币是一种介质，为南汉国带来了大量奇珍异宝，南汉高祖刘岩康陵出土了西亚伊斯兰玻璃器，可见南汉政权有着较为稳定的西行航道，与航线沿途国家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在嫁往闽越国的南汉国公主刘华的墓葬中，出土了三件形制相似的波斯蓝釉陶瓶，目前在福州、扬州、广州、宁波、广西等地均发现有此类孔雀蓝釉陶器或陶片，其中广州的南越国－南汉国宫署遗址五代南汉国遗存中出土有孔雀蓝釉陶片十余块，可见这种波斯蓝陶瓶是当时风靡一时的舶来品。由于地处广州的南汉国外贸发达，因此多认为这种陶瓶是在外商运至广州交易后传至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