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桃子酱
✎编辑 | 程迟
“秘密花园”
“我们在西黑文住，有一块3英亩的花园，种了许多花。每次当我说，我们再开垦一个bed吧，史先生就会很累。常常有小鹿来偷吃玫瑰，我就会训斥它们。史先生已经退休，主要是看书、写作。答应别人的要写完，交出去也不大关心销量。我们都喜欢读诗、小说，常常分享好的段落。我们也爱看电影——1935年以前的美国电影，五六十年代的英国电影、意大利电影；法国新浪潮是年轻时喜爱的，如今不敢回头再看，因为，它们好做作啊……”
这段记述来自记者李宗陶的《史景迁的历史之味》一文，讲述者是史景迁的夫人金安平。2014年，史景迁夫妇访问中国。从北京、成都、西安到上海，时年78岁、神似肖恩·康纳利的史景迁所到之处，都得到了学术明星般的待遇，李宗陶正是随行记者之一。
当时有媒体记录了这样的细节：在北大的学术讲座上，有听众在提问纸条上直接表示对史景迁的景仰：“看见你就像看见摇滚明星。”史景迁困惑于自己在中国受到的明星级待遇，于是问翻译：“我一个外国人，用英文写作和演讲，为什么中国人对我这么感兴趣？”他的翻译回了一个字：“帅！”
史景迁为书迷签名/视觉中国
史景迁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是在1974年，他和十几名耶鲁大学教授来中国转了一圈。其中一位数学教授备受礼遇，因为“那时的中国人热爱数学”，而史景迁“什么粉丝都没有”。上世纪80年代末，他再度访华时，在北大，“被禁止随意出入”，仍然没有什么人认识他。2000年前后，他的作品开始被译介到中国，由此，他收获了一大批忠实读者，人们希望从这个外来人这里得到关于中国历史的别样解读。
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史景迁在耶鲁的第一个弟子、原香港城市大学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也讲述了史景迁这个“很英国的英国人”对园子的喜爱，说他从春天起就戴一个草帽，像农夫一样，到园子里剪树莳花；他的园子下面、一条小河旁，本来是一片沼泽地，被他改造成他所称的“秘密花园”。
郑培凯本打算2019年暮春时节约史景迁到江南走一圈，去逛西湖，去张岱的故乡，因为那是史景迁心目中“文化的中国”，也是他最开始研究的中国——史景迁的第一部著作，正是基于他的博士论文的《曹寅与康熙》。“我推想，他最想的大概就是像康熙、乾隆一样能够下江南。”郑培凯表示。
《曹寅与康熙》
[美国] 史景迁 著，温洽溢 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
但史景迁没能成行。起飞前他突然晕倒，这是早期帕金森病的症状。两年后，他因帕金森并发症去世。这当然是个遗憾，但郑培凯也表示，史景迁“其实一直生活在中国的整个历史文化的情境里面，一个很美好的精神空间，也算是幸福了”。
一位历史学家的“前朝梦忆”
郑培凯最喜欢《前朝梦忆》，他猜想史景迁本人最喜欢的也应该是这一本。然而，正是这部《前朝梦忆》对张岱作品的大量引用、以及对文献的一些曲解，让读者对它的评价截然不同。
作家张向荣读到的第一本史景迁著作，就是《前朝梦忆》。他的第一感觉是“乏味”：“凡是读过张岱原著的人，读《前朝梦忆》只会产生读中文系毕业生拼贴畅销书的感觉。全书有一半以上都在引用张岱的原著，只不过史景迁用自己的角度拼贴了一下。于是，这些原文既失去了小品文的风致，也并没有清晰地呈现出作者的意图。”
《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美国] 史景迁 著，温洽溢 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
近代史学者汪荣祖写有《梦忆里的梦呓》一文，一一指出《前朝梦忆》中史景迁对张岱原文的曲解之处：如全书第一段，即“张岱居处前有广场，入夜月出，灯笼亮起，令他深觉住在此处真‘无虚日’，‘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温洽溢译）这一段，即有两三处谬误——“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中的“士女”，史景迁理解为“年轻男女”（young men and women），其实士女就是女士，无关男士；而士女们到夜深“星星自散”，史景迁则解为“星星们散去了”（the stars disperse），把形容词当成了名词。
汪荣祖更进一步在《史景迁论》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疑问：史景迁到底是在写历史还是在写小说？
史景迁确实以会“讲故事”著称，他的一些作品，读来不啻精彩的小说。张向荣就很欣赏史景迁的《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他认为这部作品具备现代主义文学的气质和结构。也有人不认同史景迁的文学化手法，他们通常会引用钱锺书对史景迁的那句揶揄——“失败的小说家”。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美国] 史景迁 著，章可 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0
即使用小说家的标准来看，史景迁也是叙事大师。在张向荣看来，史景迁的著述为历史写作者提供了范例：他的每部著作采用不同的叙述方式和结构，让后学者感受到历史学者的想象力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他们又是如何突破历史与文学的边界的。
历史学者到底需不需要想象力？对此，历史学者王笛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持肯定态度。但王笛也指出，历史写作的想象有一个前提，即你的论述是基于历史记载还是自己的推论和想象，一定要告诉读者。王笛说史景迁就做到了这一点，在《王氏之死》中，他引用《聊斋志异》的片段去描述王氏的梦境，并告知读者这段文字的来源。通过这些文学性的叙述，史景迁渲染的是一种“在场感”，让读者回到历史情境中。
《王氏之死》
[美国] 史景迁 著，李孝恺 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历史写作的“在场感”
《太平天国》
[美国] 史景迁 著，朱庆葆 等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哈德良回忆录》
[法]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著，陈筱卿 译
上海三联书店，2011-3
文学和历史的结合
“对这对夫妻，我们知道的是：在1671年年初，他们已经结婚，住在郯城西南八英里归昌集外的一个小村庄。他们很穷，任某靠着在别人的耕地上做佣工维生。他们的家只有一个房间，里面有饭锅、一盏灯、一床编织的睡席和一个稻草床垫。我们也知道结婚后有六个月，王氏和她的先生及七十岁的公公同住，不过这个老人最后搬到一英里外的另一间房子，因为他跟她处得很不好。此外，我们知道王氏白天大部分时间都一人孤单在家；知道她缠了脚；知道她没有小孩，虽然隔邻有个叫她婶婶的小女孩；知道她的家面向一片小树林；并且知道在某个时间，因为某个原因，随着1671年的流逝，她跑掉了。”（李孝恺译）
《王氏之死》的这个开篇，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堪称非虚构写作的范本。当然，因为它以历史作为题材，所以应该称为“历史非虚构写作”。
历史非虚构写作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概念。关于历史非虚构作品和历史学术著作的区别，按照张向荣的理解，有两个层次：其一，是否采用学术标准。在历史非虚构作品中，文学可以作为方法论使用。其二，是否表达作者观点和情绪。写作者在历史非虚构作品中表达的观点，可能在学术界看来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是一些常识，但基于向公众传播的目的，写作者仍然会采用。
此前，史景迁与历史学者卢汉超对谈时，也谈到了“literature”和“fiction”的区别。史景迁认为，当我们使用“literature”一词时——无论是指“文”或“文学”，我们是用它来传达一种品质、一种评判，或者是如何遣词造句；当我们用“fiction”一词时，意指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除了广义上的合情合理外不必以事实为依据。将历史与文学结合和将历史与小说结合，不是一回事。
在史景迁看来，文学是一种哲学传统，“所以，如果说我把文学和历史相结合，这只是意味着我对史学的写作风格有着激情......我试图把一本书建立在这样的架构上，使其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并给所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这就像运用艺术一样，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景迁可以说是通过自己的写作，示范了历史非虚构写作的种种可能。比如《王氏之死》，像王氏这样在史料中只占据区区几行字的小人物，如何让她显得真实可信？史景迁的做法是：通过同时期、同地域的《聊斋志异》的文本，为这个人物赋予情绪。
早在2005年，媒体人庄秋水就撰文提出，史景迁的著作，是西方典型的非虚构写作——“它用一种更具想象力的方法，对历史进行侦查，它允许作者把自己融入到时间当中；也允许作者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
史景迁(右) 曾获得莱昂内尔·盖尔伯文学奖/视觉中国
史景迁向卢汉超表示，自己和“师祖”费正清的不同之处在于，费正清的目的在于辅助美国的政策（比如他那本《美国与中国》），“而我写作的目标是鼓励人们了解中国”。“即便我的书看上去有些像人们所说的大众读物，但我总是为读者提供了专业的和更深入的阅读书目，告诉他们下一步怎么走，希望他们能够发展出自己的兴趣。”
“四十年后，人们仍在阅读我的书，这不是因为我的写作方式很时兴，而是因为我触碰了这些故事的本质。”2014年，史景迁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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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桃子酱
编辑丨程迟
校对 | 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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