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考虑身份的层次，就无法讨论性别不平等。

 “所谓疯狂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事情，并期待不同的结果。”这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非常著名的一句话，他在1946年所说的这句原话是：“如果[人类]要达到更高的水平，一种新型的思维方式是必不可少的。” 具体的上下文不祥。

同年5月，爱因斯坦向数百名美国知名人士写了一封信，要求他们为一个20万美元的基金捐款以培养原子时代的“新型思维”。爱因斯坦写道：“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改变了一切，除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因此走向空前的灾难。” 尽管它写于将近80年前，但那种飘向无与伦比的灾难的感觉却仍然非常真实。 

建筑能在避免这种厄运方面发挥作用吗？通过深思熟虑的方法，也许确实可以。在谈论思想和生活经历的多样性时，我们应该从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开始。

在英国注册的建筑师中，不到三分之一是女性，12%的人来自种族化群体，1%的人是残疾人，不到1%的人属于 LGBTQ+群体，居住在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的白人、健全的异性恋男性仅占英国人口的3.1%，但符合这一特征的人却不成比例地塑造了设计思维。 

在迄今为止以正义和多样性为名义的斗争中，我们倾向于用单一特征来定义自己：女性、棕色皮肤、双性恋、抑郁、为人父母、已婚、农村、肥胖、受过教育。假设归因于每个特征，差异是孤立的。然而，我们自我认同的方式与地球上的个体一样多。我们给自己的任何标签可能与其他人给我们的标签不同。如果我们想要实现交叉空间正义，我们需要“一种新型思维”：如何看待自己、工作和行为的根本改变，它始于内省和宽容，而不是身份，要问“我宽容吗？” 而不是“你是谁？” 

在兰达·马鲁菲 (Randa Maroufi) 的2019年系列电影《入侵者》中，女性在公共场所扮演着通常由男性担任的角色：玩游戏、抽烟喝酒。另外的影视作品中可以看到女性晚上在巴黎一家外卖店外的街道上闲逛，这凸显了男性在普遍意识里对女性具有威胁性或危险性的空间中的随意性。

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工作，始于1990年，计划于2022年1月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完整测序，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绝对是一个非常同质的物种。虽然其他各种动物有许多亚种，但智人彼此非常相似，任何外星人来到地球系统地编目其生命形式都会发现我们非常无趣。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仅出现在我们基因组的0.1%中，而在这0.1%中，头发、眼睛或肤色的差异更大。 

当我们谈论交叉性时倾向于识别的差异不是生物学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其中包括社会习得的价值观、信仰、行为、语言。

当我们思考是什么声音塑造了建筑环境时，重要的是要记住，一种体验并不能描述所有，个人是由多重身份定义的。1989年，美国民权倡导者和法律学者金伯利·克伦肖 (Kimberlé Crenshaw) 创造了“交叉性”一词，她将其定义为“一种比喻，用于理解多种形式的不平等或劣势有时会相互叠加，并造成传统观念中往往无法理解的障碍”的思维方式”。

女权主义是一种包容这些不同层次的意识形态。如果白人女性专业人士是所谓的包容性努力的唯一受益者，那么这种形式的“女权主义”只是白人至上的工具。

“这种对最特权群体成员的关注边缘化了那些承受更多负担的人，并掩盖了那些不能被理解为由离散的歧视来源造成的主张。” 白人女权主义植根于个人权力而不是权力的重新分配，并不寻求从根本上改变压迫妇女的制度，即父权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不平等现象在我们的生活和城市中根深蒂固，甚至很难发现它们的存在。”

相比之下，交叉女权主义与经济、种族、社会和气候正义并没有分开。正义就是安全、包容的行为和公平的结果。建筑师作为构思、塑造和建造人们居住的房屋和城市的专业人士，尤其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多倾听与他们不同的人的意见，考虑与谁一起工作以及如何工作，考虑谁对设计的内容有发言权，以及他们作为建筑师如何与不同的环境和社区打交道。

这种方法在实践中看起来怎样呢？女权主义作家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 (Caroline Criado Perez) 于2019年出版的著作《隐形女性：在为男性设计的世界中揭露数据偏见》中的一章讲述了瑞典小镇卡尔斯科加 (Karlskoga) 的除雪时间表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性别歧视的故事：驾车路线是按照惯例优先于步行区，但更有可能承担照顾责任并利用人行道和公共交通工具陪伴她们照顾的人的妇女处于不利地位。地方当局改变了时间表，将行人的需求优先于机动车辆，并彻底改变了这一地区，节省了数百万英镑的医疗费用，因为行人跌倒和受伤的次数减少了。

2014年，维也纳市议会宣布“性别平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在规划新措施时”予以考虑。从那时起，奥地利首都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致力于使这座城市成为“包容和性别中立的地方”：政府机构使用对性别敏感的语言进行交流；公共交通包括带孩子的男人的插图，以示意为父母保留的座位；人行道够宽，可以让行人推着婴儿车或孩子在城市中穿行；城市的很大一部分，包括整个公共交通网络，都适合轮椅通行。

另外，城市中的新阿斯彭社区的总体规划优先考虑短距离、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宽阔的街道和高容量的公共交通。它的街道以贾尼斯·乔普林和扎哈·哈迪德命名，公共空间基本上人性化、活跃、亲密和安全。虽然最初是从性别平等的角度出发的，但结果却包容了所有人。 

匿名女权主义活动组织队女孩的一张海报暗示艺术界的表演努力更具包容性，这是更广泛的创意产业的一种趋势症状，也包括建筑。

没有人会认为历史悠久的维也纳天生对女性不友好，之前提到的社区也没有人着手制定一个性别歧视的除雪时间表，所以一开始也没有人考虑改进措施。它需要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将他们不同的经验带到明面上，来构想替代的和更好的前进方式。那些传统上在我们的社会中占据权力地位的人往往不想跨越差异工作，因为现状对他们更有利。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当你只了解特权时，平等感觉就变成了压迫。 

交叉性让我们识别分层身份，但它也指出了歧视的根源。造成不公正和偏见待遇的首要原因是偏见，显性或有意识的偏见是我们在有意识的层面上对个人或群体的态度和信念，而隐性或无意识的偏见是我们一直都有的微妙和无意识的想法。

有些使我们能够快捷获取信息，这是人类的生理需求，因为我们的大脑在任何特定时刻都在处理1100万条信息，而我们只有大约40条有意识的处理能力，但这种信息捷径也是造成有害偏见的根源。

数据科学家Pragya Agarwal说，“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偏见。当我们被信息轰炸时，尤其是社交媒体，我们的大脑没有能力以理性的方式处理这一切，所以我们会做出仓促冲动的决定。” 迄今为止，已经研究了180多种偏差。它们有各种形式：认为长得好看的人很聪明是吸引力偏见，假设给小费的人总是慷慨大方是归因偏差，让我们的期望影响别人的表现则是皮格马利翁效应。

接受流行文化中传播的刻板印象是真实的，例如女性是家庭主妇，黑人男性是篮球运动员，有面部疾病的人是电影反派，这些是有害的偏见，需要我们放慢脚步，指出它们的影响并制定解决它们的方案。 

“将包容性视角应用于建筑作品就是成为一名交叉女权主义者。”

差异会引发偏见，而无益的偏见会阻止我们成为彼此有效的盟友，并阻止我们走上深思熟虑、包容、系统的设计过程的“维也纳之路”。这种偏见很难消除，但有一些基于研究的工具，例如文化智能的行为框架，可以帮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倾听和参与，并有效地与他人合作和交往。

有效的交叉联盟需要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互动、系统和程序有意识地帮助我们减少无益的偏见，在实践中、与同事、设计或与客户之间的互动中。必须付出更多努力来营造一种反馈文化，以鼓励持续的自我反省。

建筑的程序变革的一个职责是为公众利益而工作的职业需要合伙人，与那些将受项目影响最大的人合作，并公开和创造性地想象今天设计的建筑或空间如何在五十年或一百年的时间里使用。帮助我们预测失败并倾听意想不到的声音。将包容性的视角应用于建筑作品就是成为一个交叉的女权主义者，鉴于女性之间的差异与她们在任何群体中的差异一样大，优先考虑女性，所有女性的需求将有助于整体包容性设计。 

世界末日时钟于1947年首次设置，今年1月调至午夜90秒，这是有史以来最接近全球灾难的时刻。“世界末日之钟正在为全人类敲响警钟，但我们的领导人没有以足够的速度或规模采取行动来留住一个和平宜居的星球。我们知道需要做什么，科学是明确的，但缺乏政治意愿，如果我们要避免灾难，这必须在2023年改变。我们正面临多重生存危机，领导者需要危机思维，我们都有能力做得更好，有能力告知和推动变革。

正义——空间方面和其他的所有方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