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设计思想的角度认识当代中国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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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设计思想的角度认识当代中国建筑

—— 朱剑飞

摘自：《新观察建筑评论文集》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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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许可以从经济的角度、城市的角度、住房的角度去理解当代中国建筑。在建筑学的讨论中，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从设计和设计思想的角度去理解分析当代中国建筑。

从表面上看,当代中国建筑似乎包含了许多现象，如“实验建筑”的出现,建筑师对理论和“建构”设计的兴趣，全球一体化的冲击，海外建筑师的涌入，海外对中国建筑的报道，海外或西方建筑自身所谓“解构”和“新现代主义”的发展，以及最近关于“批判性”与“后批判性”的讨论等等。

这些现象之间有什么关系?

我们如何从整体上结构性地把握同时涉及这些线索的当代中国建筑?对这个大问题的回答需要许多研究工作和跨时间、跨国界的洞察。

在此我希望列出我认为最基本的几个观察，以助我们对这个大问题的回答。

三组建筑和“象征资本”

从建筑历史和设计思想的角度来看，最近十多年中国建筑界最有影响的建筑，如果先从功能和物理尺度上看,大致可以分成大、中、小型三种。

“大型”建筑，以国家大剧院、央视新楼和国家体育场（“鸟巢”）等巨型文化体育设施为代表。其甲方主要是国家政府，而设计者以欧洲“先锋”或“明星”建筑师为主，当然也包括中方合作建筑师、工程师。

“中型”建筑，以深圳文化中心(矶崎新设计，2006年完成）和北京建外SOHO(山本理显设计，2004年完成）为代表，功能可以是文化设施或公寓办公楼群等，甲方包括政府和民间，建筑师似乎也是以海外如日本为突出代表。

“小型”建筑，以长城公社的别墅和各种书屋、酒吧、艺术家工作室等为主。甲方以民间为多，建筑师包括海外的建筑师,以及中国的新一代建筑师。张永和的席殊书屋（1996）和限研吾的竹屋(2002)可以看作这组建筑中最早的代表。

刘家琨、王澍、马清运等一些建筑师的设计也是这一类的代表。

这三组建筑,作为最有“艺术”价值的设计,在不同程度上都成为“象征资本”的符号。

在各个项目中，尤其在较醒目的或较大型的项目中，建筑师的名望、建筑艺术和建筑设计知识的资本，与甲方的财富资本或权威资本相结合。

建筑和权力资源在此结合塑造出卓越超群的符号，以提高国家、地区、城市、企业或某房地产集团文化的象征的资本。

中西影响的对流

尽管我们可以用新马克思主义或文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研讨这些建筑，我们依然无法回避建筑知识与权力资源的辩证的依存，以及在中国的后毛泽东时代背景下权威和资本对建筑知识（设计艺术和形式语言）发展的强大推动。

如果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暂停，允许建筑界内部对知识本身的讨论有一定的空间的话，那么这里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关注。

上述的三组建筑设计,都包含了国内外建筑师在中国的共生或合作，如“长城公社”或“南京国际建筑艺术实践展”。

需要注意的是国外这批建筑师，从库哈斯到OfficedA，直接或间接地都从反对装饰的后现代的“解构”和“新现代主义”发展过来;所以他们的建筑都是“建构”的或“超级建构”的，从央视大楼到鸟巢、竹屋都是如此。这和中国新一代建筑师为了超越本土的装饰的巴黎美院传统，以及后现代影响所强调的“建构”和“现代主义”是一个巧合，也是两者合作和互相观摩学习的根本基础。

当然，这两个“建构”实际上处在两个不同的历史轨迹上，同时又有共时的关联。

中外建筑交流的另一个关键现象，是一个对称交流的瞬间的出现。

一方面，西方对中国建筑和城市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有大量的报道，同时又有理论型建筑师库哈斯对中国和亚洲的关注和引用，以支持他的（反对过于理论化、美学化的)“工具主义”态度，这些都构成了一个中国向西方的影响。

另一方面，西方建筑设计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同时又有直接的建筑师之间的共生和合作，最重要的是中国建筑师自身的努力消化，以及留学回来后对西方设计思想的采纳(以张永和为先行的代表)，而其中采纳的主要是理论思辨、建筑自身的纯粹性和基本性，以及对形式传统（甚至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叛的趋势，这就构成了西方向中国的影响。

如果说第一个影响是工具主义的，那么第二个影响就是批判主义的。

这是一个极为明确的对称的能量交换，在两个不同的体系接触时发生，大家都向对方输出自己“过剩”的能量。中国输出工具主义，而西方则输出批判主义(理论主义加上严谨的、纯粹的建筑语言)。这种能量对流会在形成的大体系中变得更加复杂混合，所以这种对称交换或许是短暂的。然而，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和“物”的、生命的能量等方面的优势，都会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其基本原因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强烈而持久的发展欲望。反过来，西方对于中国的在设计思辨、纯粹形式艺术和社会民主思想等方面的优势也会持久。

另一个相关的话题是，这几年美国建筑理论界的讨论，把库哈斯提倡的工具主义命名为“后批判(主义)”，而此前的以彼得·艾森曼为典型的强调理论和建筑纯粹语言的思路命名为“批判（主义)”，这种讨论（现在被称为“后批判理论”）有一个大气候下的必然性。在新自由主义影响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下，近年西方建筑设计的大趋势，是思想上的实用主义和非意识形态化，以及形式上的放松和感性;而它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现在所谓的“后批判理论”。

新理论或新批判性的必要

。

在一个逐步混合的、互为依存的、既对立又合作的中西关系下，我们应该如何发展自己的建筑设计思想和价值观?

中国的建筑师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在走自己的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以直觉和涵养为基础，形成自己独特的形式语言和思想价值观。

中国建筑师或许可以不管西方的各种“主义”和概念。但是我认为中国建筑界至少应该有一些人，关心如何在世界的语境里和西方的理论家对话，如何与西方的价值观念进行磋商辩论。

为此，我们应该思考一种新的批判伦理。

西方的批判的基本构架是二元对立的,在社会理论和建筑理论上表现“自我”、“独立”、“对抗”、“纯粹性”等概念。

其基本问题是个人主义和概念上没有妥协的余地:批判是不妥协的，而建筑又必然是妥协的(因为它必须运用某种形式的资本和权力)﹐所以，如果要实施建筑的话，该理论只能接受堕落。

为此，我们必须寻找一个新的理论构架。

中国的伦理观念强调二元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它提出一种关联的伦理哲学。

如果我们启用这样一种思想，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建立一个关联的批判性。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批判不是二元对立的，不是纯自我的，而是关联的，在与“他”者(人、集团、资本、权威、自然资源，等等）的关联互动中改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