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迪丝·席勒画像
在艺术的种种用途里，
其中一项出人意料的重要功能，
就是教导我们如何更具韧性地面对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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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慰藉》阿兰·德波顿
当前Covid-19疫情在人际传播、全球传播和频繁传染率方面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惊人相似。自1918年至1920年，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均感染了西班牙流感病毒，人数多达5亿。当时正在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将近一亿人，却比西班牙流感获得了更多反思与关注。
当时，大多数的艺术家们亦积极描绘战争，而不是卧床不起的病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西班牙流感这样世界范围内的疫情会被艺术史遗忘。爱德华·蒙克、约翰·辛格·萨金特和埃贡·席勒的画作，向我们实时“讲述”了西班牙流感的情况。
感染前后的爱德华·蒙克
Edvard Munch before & after Spanish Flu
蒙克的画作总是充满了个人创伤和情感的描绘，就像举世闻名的《呐喊》，背景中也掺杂了些许令人不安的神秘。
▲爱德华·蒙克 | 《呐喊》
1919年，蒙克患上了西班牙流感。作为一个56岁的健康男子，他成功痊愈了，并受到启发，两线了两幅描绘他感染前后的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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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西班牙流感期间的自画像》，1919. 挪威国家美术馆
59x52 英寸 ©️ARS纽约
Self-Portrait With the Spanish Flu. 1919.
在《患有西班牙流感期间的自画像》中，他瘫倒在柳条椅上，裹着病袍和毯子。正在于病毒搏斗的蒙克皮肤苍白，头发稀疏，瘦弱不堪。他大张的嘴表明呼吸困难，凹陷的眼睛直面观者，仿佛令人对这种处在病痛中的孤独与迷惘感同身受。
在蒙克的第二幅画作《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中，蒙克描绘了处于大病初愈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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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流感康复后的自画像》，1919-2020.
蒙克博物馆 23x29英寸 ©️ARS纽约
Self-Portrait After the Spanish Flu. 1919-20.
他不再坐在房间后面空着的柳条椅子上，反而脱下了生病的长袍，换上了惯常的绿色西装站立着。蜡黄的脸上恢复了血色，胡子长了出来，但他浮肿的眼睛周围的深红色暗示了他因疾病而产生的深深的疲惫。
约翰·辛格·萨金特的“方舱”见闻
John Singer Sargent in Hospital Tent
除了蒙克，意大利裔美国艺术家约翰·辛格·萨金特(1856-1925)的作品，也提供了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的第一手经验。萨金特的许多肖像主题都是著名的艺术家、作家、政治家和商人，其中让他毁誉参半，却成为经典的，就是“一根肩带滑落”的《X夫人》。
▲约翰·辛格·萨金特 | 《X夫人》
1918年，英国战争纪念委员会委托萨金特作为战争艺术家，创作描绘英国和美国军队联合作战的草图。在法国北部工作时，他得了严重的流感，在医院的帐篷里度过了一周的康复期，那里有一些士兵正在从战争中受伤，还有一些人正在从流感中恢复。在病床上，萨金特创作了一幅描绘医院帐篷内部的水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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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的双重打击：西班牙流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
帝国战争博物馆© IWN ART 1611.
The Concurrent Conflicts of 1918: Spanish Flu and World War I
John Singer Sargent. 1918.
在卡其棕色的帐篷中，一排军用床躺着三五个病人，他们盖着红色或棕色的毯子。不同的颜色表示病人是否具有传染性——红色带病正在患流感，棕色则代表没有传染性的其他创伤。画面正中偏左的红色小床上，一个士兵靠在枕头上看书，他可能是萨金特本人。在他的身后，有四五张棕色的小床，上面躺着受伤的士兵。
▲《1918年的双重打击：西班牙流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局部
萨金特把他在帐篷里的夜晚描述为“可怕的”和“断断续续的”，因为伤员的“呻吟”和感染者的“咳嗽”。辛格的这幅水彩画被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永久收藏，它让人们得以一瞥同时20世纪初同时发生的两场对人类的重大打击——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用画笔挽留妻子的埃贡·席勒
Egon Schiele who lost his beloved ones
早熟（Precocious）这个词用在埃贡·席勒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被认为是神童，师从维也纳分离派中最知名的成员古斯塔夫·克林姆特。维也纳分离派由一群艺术家、设计师和建筑师组成，他们因为拒绝遵从这座城市的传统艺术机构而聚集在一起。其中，席勒因创作了一些超越自我的独特肖像、包括自画像见长。在他的大部分自画像中，席勒的身体被呈现在病态和猥琐之间。这位天才在28岁时因感染西班牙流感英年早逝。
▲埃贡·席勒 | 风格独特的自画像
席勒是死于西班牙大流感的数百万人之一，也是1918年因流感去世的18500名奥地利人之一，这些遇难者中还包括他的导师古斯塔夫·克林姆特，以及怀孕6个月的妻子伊迪丝·席勒。
1915年，25岁的席勒与伊迪丝·哈姆斯（Edith Harms）结婚。伊迪丝来自一个生活舒适的中产家庭。婚后4天，席勒便被征召入伍，前往布拉格担任一个战俘营的秘书，伊迪丝随他同去。
▲穿黑白条纹连衣裙的伊迪丝，席勒，与他们的侄子，1915
伊迪丝用席勒窗帘的布料做了照片中这件条纹连衣裙。在照片中，它令人眼花缭乱；但席勒对这件衣服的演绎，呈现了一种更柔和、更善良、更讨人喜欢的笔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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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条纹连衣裙的伊迪丝，坐姿》埃贡·席勒，1915.
Edith with Striped Dress, Sitting, by Egon Schiele, 1915.
画面中，伊迪丝的手肘支在臀部。她穿着黑白条纹连衣裙，衣领则是活泼的红色；她纤长的手指在织物的褶皱时隐时现。在另一幅同样创作于1915年的画中，伊迪丝的肘部弯曲，双手合十，裙子被改造成绿色和黄色、蓝色和紫色的条纹，充满了节日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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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妻子的肖像，站姿》埃贡·席勒，1915. ©️维基共享
Portrait of the Artist’s Wife, Standing
当时，席勒每天都在挖战壕，他的速写本和图纸上都是伊迪丝的照片，她跟着他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任务，感情日益深厚。直到1917年1月，席勒经过几个月的游说，终于回到了维也纳，他被分配到一个军需补给站工作。
回到维也纳后，席勒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忙得不可开交，战争和政治的不稳定威胁着他，大流感逼近的情况下，他仍在为维也纳分离派的画展做准备。
▲席勒为第49届分离主义展览创作的海报
1918年，第49届分离主义展览（The 49th Secessionist Exhibition）是席勒大获全胜的高光时刻。他在展览会上展出了45幅画，并卖掉了其中大部分。这次展览在维也纳和国际上确立了席勒作为克林姆特继任者的地位。对于一位即将过二十八岁生日的艺术家来说，这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展览的成功给席勒带来了短暂却真实的财富能力：他在Wattmanngasse买了一套更大的新工作室，为自己和伊迪丝买了一套更大的公寓。展览和搬家后不久，妻子伊迪丝怀孕了。
但事实证明，席勒的成功是一把双刃剑：1914年后的世界不稳定导致煤炭获取困难，席勒努力地想办法为他崭新的大工作室供暖；当时的食物仍然匮乏。雪上加霜的是，伊迪丝在此时感染了西班牙流感。
伊迪丝可能是在1918年10月19日左右被感染的，这一周被证明是维也纳最致命的一周。
“这种疾病极其严重，危及生命。
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席勒在10月27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席勒对妻子的担心是正确的：伊迪丝怀孕6个月，而西班牙流感更容易感染孕妇。席勒的信到达他的母亲伊迪丝的同一天，她呼吸困难，无法说话，拿起一支笔，用颤抖的手写道:
“我永远爱你，而且越来越无限和无限地爱你。”
“I love you eternally and
love you more and more infinitely and immeasurably.”
次日清晨，伊迪丝去世。
此时的席勒也已经生病了。记者劳拉·斯宾尼在《苍白的骑士: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及其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写道，这种病毒特别喜欢“那些二三十岁的壮年人群，尤其是男性”。
▲席勒为伊迪丝画的最后的画像
但他仍为伊迪丝画了最后一幅肖像。画面中，伊迪丝的头发堆在头顶，睁着眼睛，纤细的手指在颧骨下卷曲。肘部正好在构图的框架外，由她骨瘦似柴的手指的位置暗示，其中一根手指还戴着戒指。“伊迪丝·席勒不在了，”他第二天早上给妹妹格蒂写了一封简短的便条。
在伊迪丝怀孕前，席勒开始创作一幅名为《家庭》的画作，这幅画是他自己、妻子和未来孩子的肖像。它经常被人们怀念地引用为席勒未实现的梦想，一个虽然未实现却永远温馨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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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又名《半蹲的情侣》），埃贡·席勒，1918. ©️维基共享
The Family (The Squatting Couple), by Egon Schiele, 1918.
无论是用颜料渲染，还是用相机捕捉，甚至是在绘画过程中，席勒的身体都承载着1918年危机交汇的回声:战争、粮食短缺、国家衰落，当然还有疾病。这同样适用于他最后的伊迪丝的肖像，由他亲手制成的记忆。
伊迪丝去世后，席勒被搬到了公婆家，他已经虚弱得无法下床。据报道，他最后的访客通过镜子与席勒交流，担心他们也会被感染。
三天后，席勒离开了世界；五天后，奥匈帝国正式宣告灭亡。
*参考资料（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1. An Unwitting Monument, Stassa Edwards
2. The Spanish 1918 Flu and the Covid-19 Disease: The Art of Remembering and Foreshadowing Pandemics, Joseph L. Goldstein
3. How Art Movements Tried to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in the Wake of the 1918 Flu Pandemic, BY Anna Purna Kambhampaty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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