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的会堂

1925年3月6日的《以色列信使》（Israel's Messenger）上刊登了一条关于首富哈同夫人将捐赠30万美金建造一座新的犹太教堂，地址最终敲定选在博物馆路（今虎丘路）和巴富尔路（现已消失）的路口。消息一出，各家报纸也纷纷转载，多数人也明白背后出钱的便是哈同。但在大多数传统的犹太人看起来，这个老犹太富豪好像已经和真正的犹太人没太多瓜葛了。因为他不但找了个中国女人结婚，而且受其妻子罗迦陵的影响，还和佛教甚为亲密，更不用说他基本也不怎么参加犹太社区的每日礼拜活动了。根据犹太教律法，成年男性一天必须有10人以上聚集在一起祈祷三次，这也是上海诸多的犹太会堂成立的目的。

哈同夫妇

而其中最为传统的则是舍里特犹太教堂（Shearith Israel Synagogue），其成立的初始也是因为在1899年一位购买了“库马赫”（komach）的埃尔会堂（在今福州路）成员手夹雪茄坐马车抵达会堂，触犯了犹太安息日律法，因而一部分紧遵律法的传统会员便退出埃尔会堂，在武昌路设立了舍里特会堂。后经过三次改迁（长治路、黄浦路、乍浦路）后于1925年3月最终搬入乍浦路，其在1902年设立的犹太法典学校（希伯来语学校），则是后来的上海犹太学校（Shanghai Jewish School，简称SJS，地址为今陕西北路西摩会堂）的前身。由于20世纪20年代，大批俄罗斯犹太人入沪，并且慢慢形成以虹口区及法租界为主要社区的生活状态，舍里特也因而显得拥挤不堪。而此时，哈同夫妇愿意捐赠一座新的大教堂无疑对虹口犹太社区是一个好消息。

1925年《大陆报》所刊登的阿哈龙初稿效果图

不到半年时间，新建筑的雏形已经刊载在《China Press》上，当时教堂并没有正式称呼，报纸仍将其称为新舍里特，设计方则为当时如日中天的公和洋行担当。建筑的外观采用特殊的美索不达米亚式摩登派穹顶，平面为椭圆形。这在当时的上海滩属于全新的建筑样式。整个建造成本最终额定为31万美金，16万为土地费用，15万则为建筑的建造成本，皆为罗迦陵所捐赠。大门的入口必须位于西边（耶路撒冷在西方），而参拜的会众也必须面向西边，据说是根据古代传统所定，因此在设计方面有着诸多难点，最终的方案是将入口做成一条走廊，一直延伸到建筑的后部，进入位于走廊中央的楼梯大厅。从这个大厅的每一端都有楼梯通向主楼的相应大厅，并且设计了三个门直接通往主礼拜堂。整个主礼拜堂的最西侧，有一个300平方英尺的平台，上头放有约柜并存放着摩西律法的圣物，这样就符合习俗，即参拜者在面对约柜的同时也面向西方的耶路撒冷，整个平台就位于整个礼拜堂一楼的入口处，东端则是女宾席面向约柜。整个礼堂将由天花板上的一盏大灯照亮，下面是诵者的桌子。两个侧门则有着明显的西亚色彩，《大陆报》这样评价道：

整个礼堂区域的异国情调通过两个与礼堂大厅直接相连的侧门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1927年《字林西报》所刊登的阿哈龙的礼堂存放约柜区域及

入口门厅处照片

参与整栋建筑建造的公司也非常之多，例如施工方为Fong Saey-Kee，电力方面由H.C.WESSELS提供，家具方面由泰昌（Tai Chong Co）提供, 窗户和窗帘由伦敦的Lux-Fer完成，卫生和加热设备由上海水务公司安装。

为阿哈龙提供电力设备的H.C.WESSELS公司

底楼除了大礼堂区域外，设计师还考虑到犹太教特殊的“赎罪日”，即在当天犹太人需要彻底的停止所有工作，在会堂内聚集祈祷上帝宽恕他们在过去一年所犯下的罪过，因此还设计了6个舒适的房间（2个大房间，4个小房间）以方便教众在特殊节日的生活所需或是平日里的一些会议讲座活动等，这些房间的名称则被称为哈同厅（Hardoon Hall）。二楼和三楼则是社区厨房及客房。

1927年6月《大陆报》刊登的有关于阿哈龙的效果图

建筑整体于1927年完工，此时教堂也有了它的专属名——阿哈龙（Beth Aharon Synagogue），以纪念哈同的父亲为名。

右一疑似为Bais Aharon Abraham Hardoon（哈同的父亲）

但就如文章开头所述的那样，传统的犹太人还是对哈同抱有看法的，因为他在很多方面都并没有遵守犹太人的传统观念，在他们眼中哈同已经几十年没有和社区有过太大联系了，而此时以父亲为名捐赠会堂重新和犹太社区发生关系也让他们震惊之余衍生出了各种说法。其中最有名的说法是，已耄耋之年的哈同在一晚梦见了自己的父亲对其严加训斥其已背弃自己犹太人的传统并且也没有让他这个父亲延续自己的存在，哈同被这个梦震惊不已。于是向当时的上海犹太社区协会会长D.E.J.亚伯拉罕求助。

D.E.J.亚伯拉罕（左一）和家人们在家中花园--图片来源于网络

据说根据D.E.J 亚伯拉罕的回忆，他当时希望哈同以其父亲的名字来建造一座新的教堂，并建议将犹太教堂建立在上海的商业中心区域，因为该地区并没有犹太人的礼拜所。其实当时的上海犹太人社区离此地并不是很近，亚伯拉罕后来这样解释道：

“我很清楚，上海的犹太人社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壮大，作为一个国际贸易城市，有很多收入来源，会有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来到这里。人们往往会在靠近生计的地方定居，那么，当一个新社区在这里建立起来，这里的人就需要一个犹太教堂！我想到了未来社区的需求，一个精心设计的家庭聚会场所，会发生在会堂里。还会有教室，这样就可以为男孩举办“周日学校”和成人礼等活动。我还希望在犹太教堂中为犹太人开设律法课程，所以我确保包括一个大型律法图书馆，其中包括犹太法典（Shas Vilna）。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这座会堂显得美丽而辉煌，并呈现出舒适和幸福为主的现代精品。”

不管事情真的如传言所述，哈同的父亲是否托梦训斥，这栋建筑都以极快的速度建成并于1927年6月30日举行了开堂典礼。

图中红框为D.E.J.亚伯拉罕

开堂典礼

整个开堂典礼是隆重的，上海各界人士及宗教团体都纷纷派代表参加。当日下午先举行了《托拉》经卷的搬迁仪式，律书从舍里特移迁到阿哈龙，也至此宣告舍里特会堂正式并入阿哈龙会堂。阿哈龙会堂入口两侧站着仪仗队，这些仪仗队成员来自上海犹太学校男童子军，哈同夫妇则立于门口接受朋友和崇拜者的握手。六点准，英国总领事Sidney Barton爵士到场并接受了哈同夫妇的接待。随后来自于拉结会堂（今天西摩会堂）的拉比用希伯来语宣读"为我打开大门，让正直的人可以进入"，随即做了简单的祈祷手势作为结尾。之后总领事巴尔敦爵士（Sir Sidney Barton）发表了演讲对犹太社区为英联邦做出的贡献进行了感谢并赞扬了哈同夫妇的贡献。简单的演讲结束后随即转身用一把专门制造的金钥匙打开了门，然后，他进入了辉煌的新礼拜堂，哈敦先生和犹太社区的主要成员紧随其后，之后，公众排队进入座位，等待祝圣仪式。据悉，当时不单有犹太人，还有基督徒、中国人、中国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道教徒和帕西人将近1000人进入了会堂。

总领事巴尔敦爵士Sir Sidney Barton

整个仪式先将从舍里特迁出的法典卷宗抬上约柜区域，唱诗班随即开始吟唱。D.E.J.亚伯拉罕按照时间上的惯例，点燃了Nair Tamid（永恒之光），唱诗班的歌曲也切换至Ma Tobu Ohalekha(How goodly are thy Tents),伴随着管风琴和歌手们的吟唱，携带圣卷的84人（包括哈同本人）围着圣所行走7圈后，在J.I.Jacob 先生（安康公寓建造者）拉开包裹的布并说出“And when it rested he said”后整个仪式的上半场才宣告结束。随后由R.D.Abraham进行了发言，讲述了犹太人建造此建筑的艰辛并对哈同夫妇及设计方公和洋行的付出表达了感谢之意，之后阐述了摩西的理想以此激发在座的犹太同胞能继续为社区做出贡献，最后也对英国政府表达了感谢之意。

虎丘路上的正门

开堂仪式后，S.A.亚伯拉罕被任命为阿哈龙会堂的哈赞，但是由于之前提到的，此地并非犹太人社区而哈同也年事已高并不常参加犹太活动，因此该堂在当时的上海犹太人教堂中的活跃度始终偏低。而哈同本人也于4年后去世，阿哈龙也经常孤单的竖立在上海中心区域的街边，偶尔也会举办一些婚礼等事宜。D.E.J亚伯拉罕当时心中设想的新犹太社区也因为30年代世界纷杂错乱的局势而并未形成。当时有一个从罗马尼亚来到上海定居的传统犹太人，看着这座孤零零的教堂，心痛不已。

左侧看向阿哈龙

一些犹太人自发出钱雇佣了一些年长的同胞来帮忙打理会堂，一些住的偏远的犹太人也会每日过来在小哈同厅进行祈祷，但是那个辉煌的主礼堂基本被锁着，除了1935年租界为了纪念当时乔治五世登基25周年纪念日，会堂举行了一次大的活动外基本就冷冷清清。大哈同厅也常常空无一人，楼上的公共厨房及客房也处于被锁的状态。“维护成本实在太高了” 社区的管理者也抱怨道：“没人愿意开发使用它们！”这座当时开堂仪式无比光彩夺目的教堂仿佛被人遗忘了，但又或者正在等待着其历史使命的实现。

从右侧看向阿哈龙正门

奇迹大逃亡

密尔经学院相传成立于1815年，由白俄罗斯小镇密尔的撒母耳·提克汀斯基（Shmuel Tiktinsky）拉比创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经学院从密尔搬到乌克兰波尔塔瓦。1920年，密尔划归波兰所有。1921年，经学院搬回密尔的原校址，在那里走向繁荣，鼎盛时期拥有500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员。第二次战争的突然爆发使得学院的情况急转直下，1939年纳粹德国和苏联从东西两面夹攻波兰并将之瓜分，10月密尔经学院所在的小镇受到苏联方面的炮轰和坦克车的包围，学院师生面临威胁，因为苏联人并不赞同传统犹太人的宗教礼仪和做法。最初学院选择撤退至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当时虽然被苏联占领但是并未加入联盟，但是它很快就被占领了，他们被迫再次迁至卡丹（Kaidan）的一个小镇。不久为了躲避苏联人，经学院决定疏散成4部分隐藏在立陶宛北部的村落中，分别是克洛克（Kroki）、拉米戈拉（Ramygala）、沙特（Shat）和克拉基那伐（Krekenava），这样做只是临时的安排。当时在立陶宛的犹太人群体中根本不清楚希特勒的犹太人屠杀计划，所以他们认为与其逃亡不如坐地等待，甚至当时的犹太群体的领导者也是如此认为，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此时犹太人不顾一切的逃离的话反而可能被苏联人流亡到西伯利亚，陷入更惨的境地。但是密尔经学院此时提出了反对，这相当于一种叛乱，因为反对上级拉比的行为简直闻所未闻。其实当时的密尔经学院中的一个上级拉比已经到达纽约，准备在那里筹集资金拯救学院。

另一方面，密尔经学院自身也在寻找出路，并找到了一个最不可能的来源：日本驻立陶宛大使馆。1939年，随着日本和德国加强彼此的关系，苏联实质上成为两国共同的潜在敌人，为了监视他们的共产主义敌人，日本人在立陶宛设立了领事馆，而被派去的则是杉原千畝，他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会多国语言，很有资格完成对苏联的监视任务。此时密尔经学院要逃离立陶宛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很艰难的局面，因为他们将与苏联直接谈判，如果稍有不慎则可能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于是学院方面谨慎的向苏联解释他们是为了逃离纳粹而从波兰逃至立陶宛的难民，他们的最终目的不是苏联，只是过境。苏联方面最终同意了，但是需要一笔钱，还有一份签证。因此，密尔经学院必须寻找到一份同意300人集体过境的签证。其中学院的一个学生Nathan Gutwirth，与最近被任命为荷兰大使的人是好友，于是双方协商下来希望前往荷兰在加勒比海的岛屿库拉索，但是Gutwirth只能得到一份荷兰政府的声明，因为去那里入境并不需要签证。因而，他不得不再去找一个能够愿意给到前往库拉索的海外过境的国家，Gutwirth被多个国家拒绝，直到他前往了考纳斯的日本领事馆。其实大部分密尔经学院从未见过日本人，但此时的学院仍旧鼓足了勇气索要了300份签证。如果他们遇到的不是衫原，那么大概率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数个国家全部拒绝了他们。杉原千畝的夫人杉原幸子鼓励丈夫发签证以拯救犹太难民的性命，经过协商后，杉原同意了一口气发放300份签证。正如杉原自己所说的：“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是文明的，我将向世界展示，日本更文明。” 杉原不顾日本方面的命令，开始向任何找他求助的犹太人发放了签证，在犹太人志愿者的帮助下，也包括密尔经学院的一些成员，他日夜工作，在几周内签发了2150份日本过境签证，战后统计他总共可能拯救了6000多名犹太人，因此他也被犹太人称为“日本的辛德勒”。

杉原千畝夫妇

现在签证的问题解决了，只剩下高昂的费用问题，此时在美国方面的拉比发挥了作用，资金筹措到位了，300人的集体大逃亡正式开始。1940年秋天，密尔经学院全校师生经过西伯利亚铁路到达太平洋港口海参崴，然后乘船到达日本敦贺市。1941年3月，经学院在日本神户重新开学。日本对这些犹太人则格外欢迎，因为和西方反犹太主义不同的是，日本人认为犹太人掌握着世界的财富，因而如果能讨好犹太人，那么他们自身的地位也会提升。所以在此值得说明的是，虽然这场从立陶宛逃亡至日本的经历堪称奇迹，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即日本军方提出的河豚鱼计划。所谓河豚鱼计划，其核心是将数千名、甚或数万名犹太人定居在当时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国，或者日本占领下的上海。这样不仅可以获得预想的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取悦美国，特别是美国犹太人，推动他们向日本投资。但是事与愿违，因为日本的高层在美国犹太人方面完全受挫，他们即不了解这个民族也没有完全深度的想要去理解这个民族，失败是必然的。具体的计划，读者可以网上自行搜索，在此不细表了。

1941年上半年，密尔经学院在日本看似得到了稳定，后来有人也回忆道：

犹太学校的学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在纽约和其他地方的组织都在关注他们，他们的生活依旧保持不变。他们甚至找到了一个地方继续他们的传统学习。因此，在日本小镇的中间，你可以听到他们学习时的哼唱声。

密尔经学员在日本神户犹太委员会提供的建筑前的合影

在此期间，一些学院的人得到了来自北美的签证，但是他们并没有使用这些签证，而是始终保持整个学院的统一行动。到了1941年，日本决定开始偷袭珍珠港，所有在神户的难民被统一安排进入上海。8月，在上海犹太社团的帮助下，全体师生进入阿哈龙继续学习生活，阿哈龙的大礼拜堂也终于开启，迎接了一批最传统的犹太人，整个大厅的灯光再一次映射在空了许久的座位上，最初的几周，大多数学员便睡在阿哈龙的台阶上、走廊上和每个空隙的地方，有一部分的人还因为营养不良患上了疾病。在生活各方面稳定后，全体师生在阿哈龙会堂里坚持不懈地攻读，每天诵读塔木德等犹太教经典14到20小时，阿哈龙会堂开始日夜不断的传出诵经声。密尔经学院的经费主要由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俄国犹太社区（通过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提供。学习所需的教材则通过其他国家转运到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外来渠道被切断，一开始他们只好向有些难民借书，并交由中国印刷商去石印或从各会堂的图书馆和少数俄国犹太学者的藏书中借阅有关图书。后来，在阿许根那齐拉比的帮助下，于1942年翻印了一批犹太经文图书，甚至还印行了密尔经学院学生自己创作的作品，包括两种研究《新律法书》的杂志。一些学生也到上海的犹太学校任职。1942年由于受到德国方面的压力，日本方面决定在虹口区建立一个犹太人区，散居在市区的犹太人将集中居住在该地区进行监视。另一方面，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不断扩散，协约国和轴心国进入全面对峙，曾经在上海富饶的塞法迪犹太人的财产被日本全部没收，并被逮捕。密尔经学院作为其他犹太人则被关入隔离区，沟通和筛选工作交由上海阿什肯纳兹人协作救援会（SACRA）执行, 密尔经学院的学生知道自己将被搬迁后对此愤怒不已，他们冲入SACRA的办公室进行了抗议，之后由会长克恩博士出面说情，该校学生仍获准每天上午集体离开隔离区一段时间，到阿哈龙会堂去研习经文，确保宗教教育和学习的继续进行。

密尔经学员在阿哈龙大礼堂内的学习景象

1945年二战结束后，在上海的犹太人才知道了他们在欧洲的同胞们的遭遇并对上海充满了感激之情。一部分的犹太人也对密尔经学院在难民期间颇有言辞，认为他们我行我素在战乱期间也对其他地区的同胞保持距离。不可否认的是，密尔经学院作为波兰犹太难民较之中欧犹太难民在恪守犹太教规方面更加虔诚，宗教文化素养也高，因此往往有一种宗教优越感，在一起活动时，他们常常只讲波兰语，有意无意与德国犹太人，甚至俄国犹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界线。在来到上海之前他们也认为上海是一个“地狱般的地方，充满了罪犯、妓女和无法无天的现象，形成了一个城市的粪坑”，但是同样无法忽视的是他们对上海的犹太教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让上海人第一次接触到了真正的犹太正统派。这所学院是整个东欧唯一一个没有被纳粹屠灭的犹太学院，以至世界各地的人们至今依旧传颂上海在保护犹太正统教育中发挥的历史性作用。

密尔经学员在上海的合影

二战之后

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大部分的犹太难民开始离开上海，由于密尔经学院的两位院长，分别在二战前逃往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和纽约布鲁克林并建立了学院，随着以色列的建国，密尔经学院也分为两批前往了各自的学院。现在，位于耶路撒冷的密尔经学院总共有超过8500名学生，是世界上最大的犹太教经学院。随着密尔经的离开，阿哈龙再次陷入沉寂并处于关闭状态。解放后，阿哈龙被政府报纸《文汇报》征用，文革期间则被改为工厂。80年代被拆除，原地建起文汇大厦（请阅读：民国西报文汇报虎丘路&圆明园路的红）。由于影响整个外滩规划，文汇大厦也于2006年被拆除，现在此地又建起了新的办公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