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什么补什么的欲望都市——纽约“博物馆一英里”（中）

图丨1/6图片工作室

在《缺什么补什么的欲望都市——纽约“博物馆一英里”（上）》中说过，纽约“博物馆一英里”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朝圣地。那么，纽约“博物馆一英里”是如何得到世界各地的这些文化艺术珍宝的呢？

（一）买买买：如何做一个“捡漏儿”高手

作为一座博物馆而言，丰富自身的藏品，是提升自己影响力的重要支撑。而要想丰富自身的藏品，无论是博物馆还是个人，“捡漏儿”（以便宜的价格买入高品质的藏品）应该算是所有人都希望遇见的幸运。应该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堪称收藏界的“捡漏儿”之王。而这就离不开大都会博物馆的“好时机”和“好眼光”。

1.“好时机”——在别人的“乱世”中，购得自己的“盛世藏品”

纽约虽然有钱，但是前期购买的文化艺术品质量很是一般。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立初期，没什么好的展品，纽约市民也是一片不看好，就连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也嘲笑过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艺术品位低下。但是，机灵的纽约人，充分发挥了过人的商业头脑，找准时机，从全世界获得了无数珍宝，从而站脚跟。

那么这些珍宝是美国抢来的吗？并不是！人们曾误解，纽约很多博物馆的藏品是抢来的，但其实与俄国、德国、英国、法国趁战乱直接抢夺中国文物不同，美国虽然抓住了战争的机会得到了许多艺术品，但是都是通过商业化的行为进行购买的。如博物馆研究专家常青表示，收藏在美国博物馆的中国“国宝”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学者或策展人；二是古董商；三是收藏家。^[2]

虽然博物馆的这些藏品不是抢来的，但也是纽约人趁着别国“战乱”或“积贫积弱”的时机，以远低于这些“宝贝”的实际价值而获得的。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第一批藏品就是在法国和普鲁士打得难舍难分之际，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收购的。当时，一位叫布洛杰特的纽约商人，在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董事会的信中写道：“眼下是对艺术品砍价的绝好时机，法国政府最近对德国人下了驱逐令，许多长久居住在巴黎的德国财主被迫逃亡，这些德国人不得不以平日价格的1/5变卖自己的全副家当和传家宝，许多很好的画作，甚至包括之前从不交易的古典杰作。”最后，在这期间商人布洛杰特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买下了174件绘画。^[3]

除此之外，纽约人也在中国最贫穷的时候，从中国购买了大量的古物。如在中国刚改革开放、非常需要外汇的时候，纽约的古董商安思远（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多次来到中国，他的风格是“我全买”，一下子买走几十件、几百件，其中不乏齐白石、傅抱石、徐悲鸿、张大千、潘天寿等人之作。

2.“好眼光”——拉拢一批具有高鉴赏力的“买手”，收集高水准世界艺术品

在艺术品收购的过程中，有一批品位卓越、眼光独到的“买手”为纽约的博物馆建设提供着直接或间接的服务。其中包括银行家、金融巨头，同时也是收藏狂人的J.P.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为犹太博物馆做出卓越贡献的哈里·弗里德曼（Harry G. Friedman）博士、纽约新艺廊创始人罗纳德·劳德（Ronald S. Lauder）等。从早期的作家手稿、印刷的书籍，到中世纪的珠宝、油画、头盔、武器、瓷器、雕塑、装饰品等，一旦看到有价值的藏品，他们都会不假思索地掏出美元。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山西广胜寺元代彩绘壁画《药师经变》

除本国的豪门“买手”外，纽约博物馆之所以能在全球购买藏品，更是因为拉拢了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买手”。其中，卢芹斋就是纽约博物馆区的亚洲藏品最重要的“买手”。虽然此人在中国颇受争议，但客观来讲，在纽约甚至美国和欧洲的亚洲文物领域，无人不被他的收藏与眼光所叹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也是他的常客。他让世界对中国艺术有了新的品位，甚至可以说从他开始，人们才对中国艺术品具备了鉴赏力。他就如同块象征质量、艺术保证的金字招牌，贴有C.T.LOO标示的文物可比市场价贵二至三成。

“好时机”&“好眼光”，为纽约“博物馆一英里”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世界珍品，让纽约的文化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奠定了“博物馆一英里”世界文化殿堂的稳固根基。

（二）捐捐捐：不为炫富，而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公民意识

在中国，虽然曾经以鼓励劝导民间捐赠的形式来丰富馆藏，但随着个人收藏热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收藏家认识到自己藏品的珍贵性，也就使得博物馆捐赠工作很难进行。目前，中国大多数博物馆的馆藏的来源都是“民间征购”。纽约“博物馆一英里”中的收藏品，除向全球征购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就是富裕阶层的捐赠。据统计，4.2%富有的美国人承担了对艺术领域捐赠的93%份额，而1.2%的“富中之富”美国人的捐款占了其中的60%。^[4]回顾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40多年的演进历史，董事会从建馆之初21人发展到现在41人，私人慈善家的捐赠一直在延续，迄今为止，藏品的拥有者已经增至950人之多。^[5]

那么，为什么富裕阶层如此热衷于捐赠事业呢？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美国良好的捐赠制度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出于自身形象的树立和心灵上的满足。

1．美国富裕阶层捐赠行为的盛行，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捐赠制度

正如邓小平说过的，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制度使好人变成坏人。正是因为在美国不断改善的捐赠制度下，富豪或企业可以通过艺术品的捐赠获得更多的利益，才促使“老奸巨猾”的商人们主动投身捐赠大军。其中，最主要的制度有以下两种。

（1）减少个人所得税。

根据美国《1969年税收改革法案》的规定，收藏家捐赠艺术品，可以在联邦税款中享受扣除其全额市场价值的优惠待遇。如私人捐赠向公共慈善组织时，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可以享受税收扣除，此外，也规定了税额顺延政策（如捐赠的古董市场估价40万美元，第一年税费减免30万美元，剩余10万美元可在下一年的税费减免中兑现）。

（2）抵消高额遗产税。

在美国，死者的遗产越多，那么其征收的税率就越高。但如果一个收藏家生前对某文物享有所有权，在其死后该文物被捐赠给了公共慈善机构，那么则可以获得该文物捐赠时公平市场价值的100%的扣除。如果该文物被后代继承，文物最新市场估值为100万美元，则继承人要缴纳以100万美元为基础税额再乘以税率的税款。因此，很多人因不能承受高额的遗产税而决定将收藏品捐出。^[6]

2．“富豪们”出于提升社会地位考虑，投身慈善事业，减少人们的仇富心理

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出现了一批工业巨头，如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银行家J.P.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这时期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如何合理地分配富余资金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些富有的企业家和商人出于社会责任感或改变公司形象，又或者是提升社会地位等方面考虑，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向博物馆等文化组织捐赠了大量的收藏和资金。

然而，也并不是所有富裕阶级的捐赠都是出于税收和经济的原因。如果大家读过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就会理解：当新教把任何职业都认为是可以荣耀上帝的时候，赚钱也是荣耀上帝的手段。那么在此逻辑下，赚到的财富就必须要捐出去，否则就成了别人唾弃的守财奴。来自“五月花”号的移民祖先奠定了美国的宗教倾向，因此，在美国这种“荣耀上帝”的捐赠，为捐赠人带来了极大的荣誉感和心灵满足感。

约翰·洛克菲勒说过：“在研究富人的过程中，我发现只有一种花费财富能够实现真正价值的方式，那就是培养一种赠予的爱好，投身公益，造福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长久的满足感。把钱捐赠给伟大事业带来的乐趣与满足远远超过赚钱带来的快乐。”^[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