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自然是超强的个人能力！
比如毒辣的投资眼光——子贡就“亿则屡中”，押啥啥中；猗顿相玉也从不走眼；吕不韦更是慧眼识珠，把一个不受待见的公子捧成大国国君。
超强的忽悠能力——子贡曾单枪匹马成功游说吴国救鲁攻齐；吕不韦更是凭三寸不烂之舌，让秦始皇的老爹和奶奶乖乖听自己指挥。
吃苦耐劳的品质——白圭“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下人吃啥他吃啥，毫不讲究；猗顿听说养羊能致富，就跑到西河，专心致志养了十几年的羊。
以及乐善好施的公益精神——范蠡三次散尽家财做慈善，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子贡也经常送诸侯们一线大牌礼物，所以诸侯们都愿意与他“分庭抗礼”。
一般人哪有这样的素质，所以，他们能够上榜一点也不奇怪。
但是，有才能的人自古就有，商品交换也并非东周才出现的新事物。西周时就有许多家族专门经商，为什么那时候没有诞生这么多首富呢？
主要还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
西周时期，政府委派专人负责工商业。但由于一般人的吃穿用度全靠自给自足，根本不会与市场发生任何联系，工商业活动的客户主要是各级贵族。
为此，生产经营按官府的要求展开，商人们的收入也主要靠国君分封的土地。无论生意做得多么好，都不能直接瓜分利润。
另外，和当时的农民一样，工商业者们也要聚族而居，职业世袭。经商的世代经商，做手工业的世代做手工业……人员不能自由流动，这就是所谓的“工商食官”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工商业追求的主要目的是为贵族提供所需的产品。手工业者和商人们既不可能，也不被允许赚很多钱，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家累千金”的大富豪。
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和牛耕的出现让一切发生了根本逆转。
首先，分工变得越来越细致和专业。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记载：当时，木工分为7种，制皮工分5种，加工玉石的也有5种分工。
这样专业的分工之下，想要完全自给自足已不可能。人们都或多或少地被卷入市场，频繁的商品交换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基础。
其次，个人消费能力大大增强。
铁器和牛耕出现以前，农民生活在聚族而居、集体劳作的井田制下，既无能力也无必要购买任何东西。铁器和牛耕普及后，生产力提高了，井田制瓦解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释放出来了。
于是，“上农夫食九人…下食五人”。一个人种地可以养活九人，最不济也能养活五人，这个收入水平有多恐怖，只要想想今天一般白领的工资水平就能明白。
有田有地有余粮的小农，成为这一时期的买买买主力。他们“以粟易械器”，用余粮和布帛，换取铁器、陶器、木器以及车辆等自己无法生产的东西。范蠡、子贡、白圭等人能够致富就与小农们强劲的消费能力不无关系。
再次，铁器的推广提升了政府的采购能力。
随着铁锄的挥舞，井田制很快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国家间的无主空地也很快消失殆尽。这既让从前的劳役地租模式难以为继，又让国君们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威力。
为此，各国都不得不顺应历史大势，搞富国强兵改革。而一旦国君有钱有权有人又会扩军备战，大搞政府采购。
郭纵垄断赵国的铁器；乌氏倮用高档丝绸和戎王交换牛羊；秦始皇的坟墓里充斥着巴寡妇清家的水银……这些富豪的财富密码不是别的，正是源源不断的政府采购。
最后，铁器的推广还为工商业输入了大量人才。
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和国家富国强兵改革的进行，职业世袭的局面被打破。
从前“世卿世禄”的贵族失去了他们的铁饭碗，很大一部分人不得不带着他们的知识和技术进入到工商业之中。
而这既为工商业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和技术，还改变了工商业活动的主要目标——从向贵族提供产品和服务，转向追求利润。
正是在这样巨大的时代风口之下，中国的第一批富豪才登上了历史舞台。事实上，不光第一批富豪出现于此时，中国古代第一批商业城市以及历史上最早的金属货币也于此时登上历史舞台。
所以，老话说得好，时势造英雄。2500年前的这第一批富豪之所以能够登上《史记》的财富榜，除了感谢自己的才华，更应该感谢那个伟大的时代。
毕竟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上天。
参考资料
[1] 刘家贵：《战国时期土地国有制的瓦解与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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